阳清，四川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博士后合作）导师，文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古典文献学、晋唐佛教文献与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史。入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文化名家、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云南师范大学联大学者等。
隋翻经梵僧“东来传法”类传考察——以《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为中心
阳清
原文发表于《宗教学研究》2025年第6期。
提要
《隋志》史部地理类所见《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虽佚，但该书唯一以类传形式集中展示中古翻经梵僧的“东来传法”行迹，在我国佛教传记学体系中卓然独立。通过考察隋唐佛教经录与综合性僧传，可知隋代五位翻经梵僧之生平事迹均牵涉游化，其中有三位“东来”行迹较为详细，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该书的传主提供了方便。通过考证上述传记书写与梵僧别传、佛教地理著作的逻辑关联，讨论《隋志》著录文献的时间断限与逻辑次序，结合隋代翻经梵僧卒年等相关问题，可以推测该书或为隋僧彦琮晚年之作。通过甄别辨析前贤观点，可见该书是汉地高僧为隋代翻经梵僧撰写的佛教人物类传，不仅与汉地僧人“西行求法”行记异曲同工，而且为阐读古代中印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见证。
主题词
《隋志》 《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 佛教人物类传 梵僧行记
隋代上承南北朝，下起李唐，虽享国不永，而再现华夏一统，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周武帝灭佛之后，缘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隋代早期佛教很快就进入兴盛阶段。隋文帝开皇年间，梵僧翻经已成常态，直接影响着汉地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记录这个时代西域僧人的“东来传法”之事，成为佛教经录和僧人传记共同关注的内容，因其与南北朝之际“西行求法”运动映照呼应，丰富了晋唐佛教行记的书写形态。以梵僧“东来传法”事迹为背景，《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著录有《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惜亡佚不存，其撰人、成书、性质、内容等均待考证。然而作为“此方诸德传记”之一，该书以类传形式展示隋代翻经梵僧游化，在中古佛教传记学体系中最早出现、绝无仅有，具有非常特殊的学术价值。近代以来，谭其骧、史念海、李德辉、严耀中、沈福伟等学者虽稍有涉及，然而未暇深究。兹据隋唐佛教经录、僧人传记、地理著作以及前人相关成果，在全面把握梵僧传主资料的前提下，试图对该书进行集中考证，以期深化探讨中印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中亚史地研究与“一带一路”文明溯源研究。
一、隋代翻经梵僧“东来传法”的传记书写
《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撰人未知，佚文未详。要探索该书，首先应对隋代翻经梵僧及其东来传法的传记书写作一番考察。原因在于，隋代翻经梵僧及其东来传法事迹，正是《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的应有内容。隋代的梵僧翻经，主要见存于两类文献：一是佛教经录，二是综合性僧传。佛教经录所记，或仅见翻经清单，或兼叙梵僧行迹，有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彦琮《众经目录》，唐靖迈《古今译经图纪》、静泰《众经目录》、道宣《大唐内典录》、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前后相承且各具千秋。综合性僧传则为道宣的《续高僧传》，此书成于《道宣录》之前，影响着《靖迈》《智昇》二录的传记内容。
通过检读以上经录和僧传，可见隋代翻经梵僧涉及达摩般若、毘尼多流支、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菩提登六位。其中菩提登不知何时之人，文献无征。至于其他梵僧事迹，《长房录》《续高僧传》《靖迈录》《道宣录》《智昇录》《圆照录》先后叙及。通过详略不等的传记书写，为我们从整体上了解隋代“东来传法”创造了条件。兹以五位梵僧为对象，依次梳理并加整合。
先看达摩般若与毘尼多流支。据上述经录，达摩般若为婆罗门优婆塞，乃元魏般若流支長子，主要活动于高齐至隋开皇初。相关记载过于简略，难以窥其东来行迹。《续高僧传》阇那崛多本传略有附及，然云达摩般若“本中天国人，流滞东川，遂向华俗，而门世相传，祖习传译”，仅稍作说明，又言“备详余传”，似别有所指。可以猜测的是，至唐僧道宣之世，达摩般若虽另有别传，但未见广泛流传，又因其翻经数量较少，后世经录遂不以为意。毘尼多流支为北天竺乌场国三藏法师，“既闻我皇兴复三宝，故能不远五百由延，振锡巡方，来观盛化。至止，便召入令翻经”，其东来行迹亦不见细节。《续高僧传》那连提黎耶舍本传虽稍有附及，而游方之事未详。毘尼多流支是否另有别传，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从已有文献资料看，两位梵僧均有“东来传法”之实。
再看那连提耶舍。该僧同为北天竺乌场国三藏法师，主要活动于高齐至隋开皇初。究其主要事迹，《长房录》有云：“舍少出家，五天游四，大小诸国经六十余。但是释迦胜迹处所，无不必践。既穷南海，还反北天。复之茹茹，逢彼国破，因入邺都”，文宣帝待之甚厚，时亦出经；“齐被周灭，仍憩漳滨。开皇元年新经至止，勅便追召，二年七月传送到京”，“其年季冬就手翻译”，“至九年而卒，有别传”。《道宣录》不作修改。其生平行迹，以道宣《续高僧传》本传最为详细。传云该僧：“闻诸宿老叹佛景迹，或云某国有钵，某国有衣，顶骨牙齿，神变非一，遂即起心，愿得瞻奉。以戒初受，须知律相，既满五夏，发足游方，所以天梯、石台之迹，龙庙、宝塔之方，广周诸国，并亲顶礼，仅无遗逸”；遂“北背雪山，南穷师子，历览圣迹，仍旋旧壤”；后“六人为伴，行化雪山之北”，“循路东指，到芮芮国，值突厥乱，西路不通。返乡意绝，乃随流转，北至泥海之旁，南岠突厥七千余里”；遂“远投齐境，天保七年届于京邺”；值周武灭佛，“外假俗服，内袭三衣，避地东西，不遑宁息”，“屯负留难，便历四年”；至“开皇之始，梵经遥应，爰降玺书，请来弘译”，住大兴善寺，终“移住广济寺”。末言：“寻耶舍游涉四十余年，国五十余，里十五万，瑞影灵迹，胜寺高僧，驶水深林，山神海兽，无非奉敬，并预惩降。事既广周，未遑陈叙。沙门彦琮为之本传，具流于世。”《续高僧传》叙及那连提耶舍竹园寺逢尊者、亲历雪山鬼路、接受文宣帝礼遇，描述乌场国主行仪等，可与汉地僧人行记相互参照。《靖迈》《智昇》二录叙述简要，实基于该传而成。可以推测，彦琮在那连提耶舍别传中述其“东来传法”见闻，将会更加精彩。
再看阇那崛多。该僧为北天竺揵达国三藏法师，主要活动于周明帝武成至隋文帝开皇年间。其主要事迹，有《长房录》记载：“武成年初，共同学耶舍崛多，随厥师主摩伽陀国三藏禅师阇那耶舍赍经入国”，“同世在京及往蜀地，随处并皆宣译新经”；至建德毁佛，“崛多师徒亦被诱逼，既无结契，捐命游方”，“秉固志节，乞求反邦，国家依听，以礼放遣”；遂“还向北天，路径突厥，遇值中面他钵可汗，殷重请留”，“遂尔并停十有余载”；又遇沙门宝暹等汉地僧人西游赍经东归，“仍共寻阅，所得新经，请翻名题，勘旧录目”，“同誓焚香，共契宣译”；于开皇四年重入汉地，文帝勅令“于内史内省翻梵高书及乾文等”，又别勅“使兼翻经”，仍勅“专主翻译”。《道宣录》亦然。其生平行迹，亦以《续高僧传》本传最为周详。该传叙述阇那崛多在隋前的曲折经历：“以贤豆圣境，灵迹尚存，便随本师，具得瞻奉”；“师徒结志，游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国，淹留岁序”；“将事巡历，便踰大雪山西足”，“至厌怛国”；又“经渴罗槃陀及于阗等国，屡遭夏雨寒雪，暂时停住”；又“达吐谷浑国，便至鄯州”；终“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届长安，止草堂寺”；寻“被明帝诏，延入后园，共论佛法，殊礼别供”，“乃翻新经”；“会谯王宇文俭镇蜀，复请同行，于彼三年”；逢“建德隳运，像教不弘”，“守死无惧”，武帝“哀而放归”；“路出甘州，北由突厥”，“因斯飘寓，随方利物”。叙述阇那崛多重归汉地：“天子大悅，赐问频仍。未还京阙，寻勅敷译”，“诸有翻传，必以崛多为主”；后“因事尘染，流摈东越，又在瓯闽，道声载路，身心两救，为益极多”。该传前后叙及阇那崛多出家学道、厌怛国历险、滞留突厥，追记遮拘迦国传说等，依然符合僧人行记的书写惯例，其“东来传法”之历程据此可见。《靖迈》《智昇》二录所见，亦源于道宣撰著。
再看达摩笈多。《长房录》未及关注其生平，《道宣录》误称“北天竺乌场国三藏达摩崛多”。该僧实为南印度罗啰国人，主要活动于隋文帝开皇至炀帝仁寿之间。究其主要事迹，《道宣录》仅云：“不达乡国，来仪帝京，开皇仁寿，并参传译”，“仁寿之末，崛多以缘他事，流摈东越，笈多乘机，专掌传译”，炀帝于上林园立翻经馆，“遂移京师旧侣于新邑翻经，笈多相从”。其生平行迹，仍以《续高僧传》本传最详。传云：该僧随师于吒迦國经停，此后更留四年，“于是历诸大小乘国及以僧寺，闻见倍多”，藉北路商人闻有神州，“志在游方，情无所系”；遂“往迦臂施国”，“遂将四伴，于国城中二年停止，遍历诸寺，备观所学，远游之心，尚未宁处”；“又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同侣一心，属意来此，非惟观其风化，愿在利物弘经。便踰雪山西足薄佉罗国、波多叉拏国、达摩悉鬓多国”；“又至渴罗槃陀国，留停一年”；“又至沙勒国”，“经住两载”；“又至龟兹国，亦停王寺，又住二年”；“系心东夏，无志潜停，密将一僧间行至乌耆国”；“又经二年，渐至高昌，客游诸寺”；“又至伊吾，便停一载”；“值难避地西南”，经历种种危险，“达于瓜州”；至开皇十年冬，“寻蒙帝旨，延入京城，处之名寺，供给丰渥”，“又奉别勅，令就翻经”；炀帝置翻经馆，“登即下征笈多并诸学士并预集焉”。该传前后叙及达摩笈多巡游传道、避难历险、汉地翻经等事，同样类同行记，破有条贯。《靖迈》《智昇》二录所见，依然基于《续高僧传》进行删正。
综上，以《长房录》与《续高僧传》为主要对象，同时参照前后相关传记资料，可见隋代五位翻经梵僧之生平事迹均牵涉游化，其中有三位梵僧的“东来传法”行迹较为详细。隋代翻经梵僧行传的详略程度，与其译经数量以及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地位显然有关。这些梵僧“东来传法”的传记书写，一方面为深入认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另一方面对于丰富拓展晋唐佛教行记研究颇具意义。缘于文献证据不足，我们至今已难断定上述梵僧的其他别传或者单传详情；但可以肯定的是，《隋志》著录的《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不仅与《长房录》《续高僧传》所见隋代翻经梵僧传文直接关联，而且与传文中其他相关别传或单传相互印证。换句话说，《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虽佚，然而通过检读《长房录》与《续高僧传》，考察隋代翻经梵僧“东来传法”的传记书写，或许可以大致揣测该书的基本内容和可能情节。
二、《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的撰人与成书
隋代翻经梵僧“东来传法”的传记书写，直接牵涉到一部重要的佛教典籍，亦即《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该书或称《翻经法师外国传》，首见于《隋志》史部地理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寻即不载，郑樵《通志·艺文略》、焦竑《国史经籍志》又加著录，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书略有叙及，均不言撰人，不见佚文。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亦云“不著撰人”，且未作考究。而试图探讨该书的撰人与成书，首先就有必要考证前述《长房录》《续高僧传》等书所见隋代梵僧传文，与传文中叙及的相关别传或单传呈现出何种逻辑关联。
前文《续高僧传》云达摩般若事迹“备详余传”，说明在唐贞观十九年(645)之前，道宣可以见到达摩般若的另一种别传。而事实上，缘于达摩般若在高齐之季即来华传法，其生平概况为隋人所知甚早。抑又，前文《长房录》言那连提耶舍“有别传”，说明在隋开皇十七年(597)之前，费氏得见那连提耶舍的另一种传记。与此相关，《续高僧传》那连提耶舍传又言“沙门彦琮为之本传，具流于世”，则费氏所见别传，应是隋僧彦琮（557-610）所撰。抑又，《长房录》卷十二、《道宣录》卷五、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等，均载隋彦琮撰《达摩笈多传》四卷，《智昇录》叙及达摩笈多行迹亦言：“沙门彦琮为之作传”，则在《长房录》产生（597年)之前，彦琮还为达摩笈多作传。值得注意的是，《续高僧传》记载笈多行迹，实际上是基于彦琮所撰别传而成。因为《续高僧传》成书较晚，道宣藉此增加了部分新的内容。据考察，释通理《金刚新眼疏经偈合释悬示》曾引彦琮《笈多传》：“初笈多翻《金刚断割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及《普乐经》十五卷，未及练覆，值伪郑沦废，不暇重修。”这里所谓“伪郑沦废”，应是李氏父子攻陷王世充领地事，其时已在彦琮卒（610年）后，故属误引。其实释通理所引，应属《续高僧传》文本。《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云：“初，笈多翻《普乐经》一十五卷，未及练覆，值伪郑沦废，不暇重修。”此处记载彦琮卒后笈多译经，显然属于道宣增补。《续高僧传》吸收了彦琮的《达摩笈多传》，抑又补充后来之事。正是缘于彦琮撰传与道宣撰传直接关联，导致释通理未加辨析。可以类推，道宣所见达摩般若传抑或与彦琮有关。
探讨《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的撰人与成书，其次有必要辨析上述两类文献与相关佛教地理著作的逻辑关联。检读《续高僧传》彦琮传，仁寿二年（602）隋文帝“寻又下敕，令撰《西域传》，素所谙练，周镜目前，分异讹错，深有征举”；大业二年（606）隋炀帝“敕又令裴矩共琮修缵《天竺记》，文义详洽，条贯有仪”。同书达摩笈多传末言：“有沙门彦琮，内外通照，华、梵并闻，预参传译，偏承提诱。以笈多游履，具历名邦，见闻陈述，事逾前传，因著《大隋西国传》一部，凡十篇。本传一方物，二时候，三居处，四国政，五学教，六礼仪，七饮食，八服章，九宝货，十盛列山河、国邑、人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圣之宏图”，“词极纶综，广如所述”。与此相关，《道宣录》卷十同时著录彦琮撰《笈多传》四卷、《西域志》十卷。而考察《隋志》史部地理类，裴矩撰《隋西域图》三卷与《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同列且稍后。据《隋书·裴矩传》：“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故不难看出：其一，彦琮撰有那连提耶舍传、达摩笈多传以及《大隋西国传》，裴矩撰有《隋西域图》，彦琮与裴矩共撰《天竺记》。其中，彦琮《大隋西国传》或称《西域传》《西域志》，裴矩《隋西域图》或称《西域图记》，以上五种文献之间关联颇深。其二，从彦琮与隋代翻经梵僧的亲密关系看，《大隋西国传》《天竺记》等佛教地理著作，应是基于前述诸位梵僧的“东来传法”行迹进行史学编撰，其中必然吸收了那连提耶舍、达摩笈多、阇那崛多等较为详细的梵僧别传。其三，关于达摩笈多的行迹书写，从学术逻辑上审视，应是先有彦琮《达摩笈多传》，后有《长房录》相关著录，再有《大隋西国传》相关记载，再有《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最后影响着唐代其它的佛教经录。
值得指出的是，前述《续高僧传》达摩笈多本传记载该僧东来历程，其中所涉国度及路线最为繁富，此实源于彦琮撰写的内容丰富的《达摩笈多传》四卷。也正因为该传内容丰富，故能基于此而撰成《大隋西国传》十卷。与此相关，彦悰与裴矩共撰的《天竺记》虽不可详考，但是《达摩笈多传》与作为“五天之良史”的《大隋西国传》，应该为其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裴矩《西域图记》三卷虽旨在边疆治理，然其史料依据源于“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所谓“书传”亦必与彦琮撰传紧密相关。至于《天竺记》与《西域图记》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西域图记》亦有婆罗门国（即天竺）题记，《天竺记》或在是其传基础上增修”。无论如何，彦琮针对隋代翻经梵僧“东来传法”的传记书写，不失为研究隋唐时期中外交通的重要史料。更为特别的是，据《长房录》卷十二记载，隋僧彦琮曾为达摩般若、毘尼多流支、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所译之经制序，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非常熟悉。那么可以大胆推测，彦琮均为达摩般若、毘尼多流支、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五位梵僧作传，完全具有可能性。而与此相关，《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亦有很大可能为彦琮编纂。因为从文献称名看，该书应是基于五位梵僧别传而成，其宗旨在于宣扬隋代翻经梵僧“东来传法”的崇高精神与时代贡献。彦琮不仅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高僧和翻译家，而且是擅于撰著佛教经录和僧人传记的文史大家。与《大隋西国传》《隋西域图》《天竺记》稍异，《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虽内含着交通史料，但其本质上为佛教人物类传，而不是佛教地理著作。
探讨《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的撰人与成书，还必须综合考虑《隋志》著录文献的时代段限与逻辑次序、隋代五位翻经梵僧卒年、隋僧彦琮卒年等系列问题。据清人刘毓崧研究，《隋志》所纪书目“以撰述之人卒于隋义宁二年以前者为断，其唐初始卒者一概不收”。依照此说，该书应产生于隋义宁二年（618）之前。而检读《隋志》著录隋代文献，其经部乐类可见《大隋总曲簿》，史部杂史类可见王劭撰《隋书》，起居注类可见《隋开皇起居注》，仪注类可见牛弘撰《隋朝仪礼》，刑法类可见《隋律》《隋大业律》《隋开皇令》《隋大业令》，地理类可见《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隋区宇图志》、裴矩撰《隋西域图》、郎蔚之撰《隋诸州图经集》《隋诸郡土俗物产》，簿录类可见《隋大业正御书目录》，集部总集类可见《大隋封禅书》，等等。这里，王劭、牛弘、郎蔚之均卒于唐前。然据《旧唐书·太宗纪》记载，裴矩卒于“贞观元年（627）”，实际上晚于隋义宁二年近十年，则刘氏之说不攻自破。又据李延寿《北史》序传：“（贞观）十七年（643），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隋书》十志。”可见《隋志》在编撰之际，其学术视野已涵盖贞观。
即便如此，参照《隋志》著录文献清单的逻辑次序，《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应不会晚于隋大业（605-616）年间。检读《隋志》史部地理类，该书之前是《州郡县簿》，之后是《隋区宇图志》《隋西域图》等。据《玉海·艺文志》：“隋开皇三年，废诸郡。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改州为郡。”《隋书·隐逸传》：“（大业）五年，（崔祖濬）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隋书·裴矩传》：“炀帝即位”，“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由此可见，这些著作均产生于隋炀帝大业时期，故《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亦不外如此。李正奋《隋代艺文志辑证》与《隋代艺文志》同以“隋人著述为限”，但均收录此书。
抑又考察隋代翻经梵僧卒年。其中达摩般若、毘尼多流支卒年不详，但应早于阇那崛多。据《长房录》《续高僧传》《智昇录》等书，那连提耶舍于开皇“九年（589）而卒”。关于阇那崛多，道宣《续高僧传》载其“至开皇二十年（600）便从物故”，《智昇录》又说他译经“自开皇五年讫仁寿之末（604）”。至于达摩笈多，《续高僧传》《智昇录》载其译经“始于开皇中岁，终于大业末年（616）”，“至武德二年（619），终于洛汭”。那么从时间上考量，《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撰者理应知晓全部梵僧传主的事迹，即便是未及达摩笈多卒年，也不影响他对这位梵僧行迹的主体把握。结合前文考辨，隋僧彦琮无疑是该书撰者的最佳人选。他虽早卒于达摩笈多近十年，但可以亲自访问全部传主，且足以把握达摩笈多的“东来传法”行迹。如前所述，《长房录》《道宣录》《法苑珠林》等书均记载彦琮撰有《达摩笈多传》四卷，即可为证。抑又结合隋僧彦琮生卒（557-610），那么《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成书大致在605-610年间，此时撰者已至晚年。
值得一提的是，道宣《大唐内典录》与《续高僧传》均为隋代五位梵僧作传。以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以及达摩笈多为重点对象，道宣著作针对同一传主而叙事内容详略不等，似乎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渊源。详言之，《道宣录》直接吸收《长房录》相关记载，文本以因袭为主，叙述相对简略且痕迹鲜明；《续高僧传》则似乎是在《长房录》的基础上加以修饰拓展，文本呈现出较大程度的创新。而事实上，《续高僧传》初成于贞观十九年（645），《道宣录》于麟德元年（664）完成。这种情况显然违背“后出转精”的时间逻辑，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通过前文梳理则不难明白，《续高僧传》并不以《长房》《道宣》二录为蓝本，而是直接吸收了彦琮撰写的隋代五位梵僧别传。道宣之所以厚此薄彼，一方面或为隋唐佛教经录本身的体制局限所囿，另一方面归结于他在综合性僧传中对于隋代翻经梵僧东来行迹的特别关注。《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亡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是其主体内容已借助综合性僧传进行传播，这或许是导致其使用面不广的重要原因。
三、《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的性质与内容
通过考察隋代翻经梵僧“东来传法”的传记书写，探讨《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的撰人与成书，我们可以大致推测该书理应涉及的文本内容。尽管如此，缘于全面统观未周和深入研究不足，关于《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的文献性质，前贤仍然持有不同观点。
一是认为该书属于佛国流传至汉地的梵文典籍。清人文廷式《纯常子枝语》云：“佛教既入中国，而婆罗门方术亦与之俱来。沿至今日，凡历算、声韵、医学、术数、音乐、风俗、宫室、草木，其由天竺渐染者，盖不可胜数矣。今姑就隋唐《经籍》《艺文》两志考之，则其迹尙有可见者”，“《隋志》小学《婆罗门书》一卷，仪注类释昙瑗《僧家书仪》五卷，地理《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皆婆罗门书”。朱一新亦云：“（《隋志》）地理类有《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天竺梵学也”。这种认识甚至影响及当代的部分学者。严耀中指出：“在《隋书·经籍志》中，有一些冠以‘婆罗门’名义的典籍”，“它们主要分布在《经籍志》的子部和经部里、史部里也有”，包括《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在内，其相同点即“基本上都是属于技艺类的，而不是属于阐述思想学说为主一类的”；“虽然都是来自域外，且都可以说是来自于天竺的，但不属于佛教的”；“书籍上皆冠以‘婆罗门’，说明都与婆罗门相关”，亦即“一是系出自于婆罗门教之典籍，二是有婆罗门身份者所撰”。石云涛亦云：“据《隋书·经籍志》可知，隋时还撰写和翻译了一批有关域外的天文、地理、历算的著作，西域天文历算地理方面的知识传入中国”，《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即属此类。以上四家认为，该书应是梵文典籍或婆罗门书，属于来自于域外的方术、技艺或者地理类著作，需要通过翻译才能被汉地读者认识和吸收利用。
二是认为该书是晋唐较为典型的汉地僧人行记。杜佑《通典》指出：“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游历传记，如法明《游天竺记》、支僧载《外国事》、法盛《历诸国传》、道安《西域志》、惟《佛国记》、昙勇《外国传》、智猛《外国传》、支昙谛《乌山铭》、《翻经法师外国传》之类，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参以他书，则皆纰谬，故多略焉。”马端临《文献通考》亦同。谭其骧先生指出，除了法显撰有《佛国记》，“不少僧人将他们在远方异国的所见所闻记录成书，不幸大多亡佚”，《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即是，“这些西行的求法者都是有志向、有学问的僧人，所以都能在吸收印度思想、通解佛典奥义的同时，注意人文地理的记述”。李德辉认为，《隋志》地理类所列《游行外国传》《慧生行传》《历国传》《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等四种，杜佑《通典》称之为“游历传记”，“多载中华人士游行西域、天竺、南海的珍闻异事”，“六朝隋唐间凡有海外行程，皆‘别出传记’以备载见闻乃是一种通例，一种颇为流行的时代风气。”以上三家之共同点，在于将该书视作与《佛国记》类似的汉地僧人西行求法行记，而不是来自域外的梵文典籍或婆罗门书。
与上述观点类似，尚永琪强调：《隋志》所载由僧人、佛教信徒撰写或与佛教有关的地理学著作，包括《世界记》《佛国记》《隋西域图》《西域道里记》《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等，“一类是西行取经的僧人对西域诸国地理风土情况的描述，另一类是僧人或信徒对以寺庙为中心的周边地理风土的记述”；他又指出：“当时的佛教僧人由于传教的需要，足迹不仅遍及大江南北；由于对佛教经典和西域语言学习的需要，又不断有人到西域诸国游历，回来后将自己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及异域的地理人文风俗撰写出来，无疑扩大了当时中国人的地域视野”。这里，尚先生虽未将僧人行记分为“汉地西行求法”“佛国东来传法”两种，但已指明了来自西域的佛教僧人传教和产生行记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佛教行记往往存在着“口述”与“编撰”结合的情况，“东来传法”行记自然也不例外。沈福伟指出，与隋代彦琮根据梵僧达摩笈多游历见闻著成《大隋西国传》近似，“来华印度僧侣并介绍了中亚和印度各国情况，《隋书·经籍志》录有《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便是一例”，其结论显然倾向于“口述”加“编撰”。结合前文分析阐述，这种观点更为合理。
三是认为该书乃汉地撰著的僧人类传或者史著。李正奋将其从地理移入杂传，并认为：“《唐志》有僧智猛《游行外国传》一卷，《交州以来外国传》一卷，与此当非一种也。”吴玉贵指出：“《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了不少有关隋朝的史书”，“无疑都是修撰《隋书》的有用材料”，其中“《隋书》的类传，当也参考了如《西域道里记》三卷、《诸蕃国记》十七卷、裴矩《隋西域图》三卷、《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等书。”杨绪敏认为，在隋朝史官所修的当代佚名著作中，尚有《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这些史书经过隋末动乱及以后历次劫难，大多散佚”。史念海先生亦认为，《隋志》著录《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西域道里记》《诸蕃国记》，“虽无撰述者姓氏，当系出于隋时人士手笔。所可惜的是这些著作都已亡佚，难以证实”。以上四家见识独特，一方面强调《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乃汉地人士所撰史书，另一方面推断该书应撰成于隋代。
必须指出的是，《隋志》所见《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的著作性质，取决于后人如何对其书名进行识读。倘若我们将之理解为“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则可视作佛国梵文典籍、婆罗门书甚至是汉人代笔的地理著作、僧人行记等；倘若将之理解为“《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则显然属于汉地撰著的僧人类传或者史学杂著。但无论如何，因其书名直言“翻经婆罗门法师”，将之视为汉地“西行求法”类僧人行记显然与事实不符。然而从“外国传”题目看，参照隋代五位翻经梵僧的“游化”行迹，该书与佛国“东来传法”类僧人行记显然更为契合。
更为确切地说，我们将《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定性为隋代僧人撰写的以当世翻经梵僧“东来传法”行记为内核的汉地僧人类传，或许更为精准。原因在于：其一，关于“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的识读毕竟难以说通。如前所述，隋代翻经梵僧寥寥可数，根据其中某位见闻而代撰成传，大可不必使用“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这种笼统的泛称；其二，依据题目命名，《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显然与“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东来传法”等关键词直接关联。因其聚焦于隋代翻经梵僧及其东来行迹，该书显然具有“类传”特征，而不是某位僧人的别传或单传；其三，结合前文分析阐述，《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无需传译，与佛国流传至汉地的梵文典籍毫不相干，也不应是隋朝史官所修，其撰者显然是与当世翻经梵僧关系最为密切的高僧。其四，缘于各家著录均列于史部地理行役类，与汉地僧人行记处于同类，抑又参考晋唐佛教徒“西去东来”的历史背景，该书无疑是以“僧人行记”为基本内涵，以表彰高僧舍身求法之大义。
《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虽佚，但推测其文本内容，大有可能表现为隋代翻经梵僧“东来传法”的类传书写。以汉地僧人“西行求法”为主线，从支僧载《外国事》、释智猛《游行外国传》、昙无竭《外国传》、释昙景《外国传》等前赋文献看，类似“外国传”系列著作均以“行记”为内核，亦即“以记录高僧前往佛国求经巡礼为核心内容，通过描写旅途之中罕见的自然现象、地理环境，展示某国或者某地奇特的异域风情、佛教遗迹，穿插讲说诡谲的现世灵验，有意追记神幻的过往传说，表现人物交流并渲染僧人在特定环境中的真情实感，乃至从宏观上构架起虚实相生的文本系统”。而与此稍异，隋代“翻经婆罗门法师”直接关联“东来传法”系统。从《续高僧传》所载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三位梵僧的生平行迹看，他们在“东来传法”途中所见、所闻、所历，以及在传记中插叙的现世灵验和过往传说，均与汉地僧人“西行求法”行记异曲同工。值得强调的是，关于西域梵僧之来华传教者，六朝隋唐相关文献较为罕见。除了综合性僧人传记和佛教经录略见记载，仅有吕向撰《金刚智行纪》、海云集《大法师行记》等极少数佚作被个别学者提及。那么，《隋志》所见《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显然是以弘扬隋代梵僧“东来”精神为宗旨，与追记本土僧人“西去”形成鲜明映照，它以僧人类传为文本形态，在我国佛教传记学体系中卓然独立，不仅丰富了晋唐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而且为印证中印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