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霞，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省青年人才，主要从事西方文学与文艺理论、“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叙事等教研工作。
影像、记忆与认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文化记忆与叙事机制
王霞
原文刊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5年第4期
摘要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通过影像叙事承担了存储与召唤民族集体记忆的功能，将碎片化的个体创伤转化为可传承的文化记忆，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与凝聚力。“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全球化背景下兼具双重使命：一方面需立足民族立场，坚守历史阐释的话语权，传递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的价值观；另一方面须超越单一民族叙事，融合具有普世意义的情感表达，以提升文化软实力与国际传播效能。“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亦成为反击历史修正主义、维护历史真相的重要载体，其存在与发展具有持续的现实必要性与历史意义。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文化记忆；民族叙事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记忆的转向”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趋势。王晴佳在《新史学讲演录》中指出，这一转向体现为历史学者对记忆现象的系统关注，其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引发的心理创伤密切相关。无论是日军发动的南京大屠杀，还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都涉及创伤记忆如何被再现和传递的问题。记忆研究不仅与口述史、公共史和心态史交叉关联，更以其个体性、时间性与主观性特征，区别于传统史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它依托受害者个体的创伤回忆，因每个主体的感受与叙述存在差异，从而推动历史认知走向多元化。 “于是，有关过去的回忆，就不是史家所能独霸的了。”
在创伤记忆的呈现上，电影媒介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正如贝拉·巴拉兹所言，电影摄影的新技术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表现方式和叙事方式，电影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镜头语言去捕捉其背后的深层奥秘以及生活的细微之处。“电影艺术的诞生不仅创造了新的艺术作品，而且使人类获得了一种新的能力，用以感受和理解这种新的艺术。”朱迪斯·赫尔曼进一步指出，创伤记忆区别于线性的日常记忆，往往凝固于受创瞬间，难以用语言直接表述，而是以感官、意象和影像的形式存储。“创伤记忆难以用言词叙述，也缺乏前后脉络，而是以栩栩如生的感受和影像方式储存起来。”正因如此，电影成为表现南京大屠杀这类创伤性历史事件的理想媒介。
此外，个体记忆会随着生命消逝而湮没，集体记忆也会随着代际更迭逐渐淡化，而文化记忆则能够突破时间的局限，通过文字、符号、图像等方式传承下去。在此意义上，“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了见证历史、传递真相的文化使命。葛兆光指出：“人们发现自己是一棵树的枝叶，尽管四面八方伸向天空，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根，‘本是同根生’的象征意义可能就在这里，于是，寻根就是极重要的重新认同。”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会存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对这份共同记忆的挖掘，本质上就是对民族共同根源的追寻。通过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建构，中国人得以强化民族认同、凝聚精神力量，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尽管“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文化记忆形成中具有关键作用，但当前学界相关研究仍显不足，因此，本研究尚有进一步深入拓展与阐释的空间。
一、记忆的媒介化：影像叙事与文化记忆的生成机制
依据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包括文化理论与记忆理论两个范畴，前者指的是文化的记忆功能，后者指的是记忆的文化层面。集体记忆以个体记忆为根基，没有个体记忆便无集体记忆可言。“一个集体的成员通过一同选择值得回忆的东西来加强集体身份，而集体身份的确立反过来又有助于记忆的恒久。”集体记忆承载着集体的自我形象，而这一自我形象的建构又与历史、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集体都相信与久远的人和事有关联，这些人和事构成了它们的根。这个根不仅确定和保证了相关集体的身份，而且指明了这个集体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和前进的方向。”可见，个体通过集体来确认自身归属，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谈到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时指出，个体记忆始终存在于社会框架之中，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即使我们的记忆是个人独自经历，也往往需要通过他人的唤醒得以浮现。个体记忆零碎而短暂，群体记忆却更为长久稳固。正是共同群体的存在，保证了群体中个体成员的共同记忆的存在。个体在回忆过去的事情时，他所属的群体看似并不在场，但却会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和方式而在场。换言之，“记忆是一项集体功能。”记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持续建构的动态过程中。它既指向过往的真实经历，又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状况，是融合了当下观念与习俗的一种重构。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通过诗性的艺术建构，展现了南京大屠杀对无辜生命的毁灭性打击，呈现了战争给人的身体与心灵造成的创伤，生命的存在被毁灭，生命的尊严被践踏。“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导演将他们的情感与思考赋予到电影创作中，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呈现，复原并让我们看见了历史中的杀戮、暴力、抗争、生命的死亡与希望。当观众在看“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时候，会沉浸式重回那段沉痛的历史情境，将自身情感与见证者的历史记忆相连，感知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群体中的一员，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者们同属于一个共同的集体，进而从集体视角回望、思考并铭记这段历史。
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进行了补充与拓展，将集体记忆区分为交流记忆与文化记忆，交流记忆相当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则属于长期记忆。交流记忆属于借助对话、交流的短时期记忆。而文化记忆则能够超越时间，与携带记忆的集体成员的死亡无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记忆都属于个体记忆，正是通过这些个体记忆的影像呈现，以及一代代的传递，记忆才得以保存，形成南京大屠杀的文化记忆。“我们知道我们在尘世的生命有其终结的一天，而文化记忆帮助我们在远远超出今生的地平线上开辟出一个永恒的时空。” 在阿斯特莉特·埃尔看来，书籍、电影、纪念碑等媒介能够起到再现、传播个体和社会集体记忆的关键作用。一方面，个体的记忆只有通过媒介的再现才能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媒介能够在社会范围内对个体的记忆进行最大化的传播。媒介并非信息传播的载体，它对我们的思想、感知和记忆等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归结起来，对于建构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而言，媒介具有存储、传播、暗示三种功能。在现实世界，我们无法逆着历史的河流，重新回到过去，重新进入那些个体生命的苦难历史，去感受他们所感受的南京大屠杀，去体验他们所体验的恐惧、无助、绝望等活生生的情感。但是，在艺术世界，我们却可以跨越时间的河流，打破现实世界中时间的局限，从现在进入过去，进而召唤未来。就此来说，建构出来的艺术世界是一个超越了时间、空间限定的世界，我们可以经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命体验而再度亲临历史，去切实的经历与感受，进而去反思与发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对于电影来说，生命体验与生命情感的传递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可见，观众通过观看“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得以超越时空，唤起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走进南京大屠杀。“回忆的过程是通过暗示，即唤起回忆的暗示来启动的。这些暗示有可能是内心的天性，但是通常是唤起回忆的图片、文本，或是对话。” 对于拥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共同记忆的群体来说，南京是和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的。因此，“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观众的文化记忆中，就起到了召唤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的重要作用。“社会的一致认同对集体记忆的媒介的暗示功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样一些媒介的暗示在个人记忆中所唤起的回忆，绝不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每个观众所召唤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是不同的，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知识框架、经验等。因此，即使面对相同的媒介诱因，不同的个体的回忆内容具有差异性。
二、国族认同的形塑：文化软实力建构中的话语实践
文化竞争已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维度，提升文化软实力也成为各国重要的战略目标。电影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众媒介，为国家提供了跨文化对话的有效途径，能够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一个国家的社会风貌、历史传统、文化内核与民族精神，在塑造国家形象和增强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语境下，包括“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内的中国电影，需要承担起传播中国文化价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使命。
首先，“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构建文化软实力过程中，应致力于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与民族形象，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同时推动有效的跨文化沟通。贾磊磊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资源。王岳川也指出，伴随经济崛起，中国必须加强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这不仅关乎文化安全，也是国家软实力的精神基石。因此，增强文化软实力、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已成为一项迫切任务。从这一意义而言，“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也需立足文化自信，通过历史叙事传递正义与和平的价值观。
然而，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部分作品因过度追求商业效益与视觉奇观，忽视历史真实度与叙事深度，陷入概念化、扁平化的表达困境。这类实践往往迎合西方对东方的刻板想象，未能充分展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崇高与英雄气概，从而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产生消极影响，甚至被批评为“沦落为电影市场的奴隶，无法在内涵及质量上完成主流电影的升华”。因此，中国电影不应简单迎合西方审美与价值观，而应立足本土文化语境，关注本国观众的情感需求与文化认同，切实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引领公众价值的责任。 “民族电影繁荣的关键在于国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 由此，“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应该弘扬民族文化，塑造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与价值观念，不能以揭示中国文化中的劣根性、阴暗面来迎合西方，唯有坚守文化主体性、保持民族叙事品格，扩大文化影响力，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同。
其次，“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构建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要重视民众的文化创造活力。刘乃康指出，电影要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首要的问题在于将注意力转向普通的民众。真正的文化软实力，必然存在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千千万万的人民心中。进而言之，“文化软实力来自于和形成于民众对崇高与伟大的认同。只有认同才会产生力量，只有认同的力量才属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 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具有历史认知、情感教育、记忆传递等多重功能。它不仅承担传播信息、疏导公众情绪的作用，还兼具社会教化和舆论引导的责任。在认知层面，“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影像再现，深化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认知，承担起见证历史、传递真相的文化使命。在情感教育方面，“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通过艺术感染与情感动员，潜移默化地传递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价值观，引导观众确立反对战争、追求真善美的世界观。“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往往塑造具有忠诚、仁爱、智慧、勇敢等品质的英雄人物，契合观众对崇高形象的审美期待。例如，在《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电影中所刻画的中国军人形象，以其顽强抗争和为国牺牲的精神，与日本士兵战斗到底，体现了深厚的民族情感与集体尊严。此外，在情感宣泄与心灵洗礼层面，“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借助视听语言营造沉浸式体验，使观众通过身临其境地感受灾难中个体生命的悲剧性，获得心灵的净化与道德的提升。综上所述，“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将主流价值观与观众个体的心理需求融合起来，平衡商业属性与文化使命、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民族立场与人类关怀之间的张力，避免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在潜移默化中引导观众构建积极健康的价值观。
三、跨文化传播的对话：民族叙事与普世伦理的协商
在跨文化语境下，“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面临着商业与文化、技术与艺术等悖论与困境。由此引出的核心问题是：该类电影应如何在世界电影与文化多元格局中确立自身位置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王志敏认为，中国已成为电影大国，却不是电影强国，亟需通过提升电影质量与国际传播能力，推动中国向电影强国转型，从而促进全球电影与文化生态的多元共存。
首先，“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体现出民族性，承担起阐释民族历史、传播民族文化的重任。贾磊磊认为，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不仅要表达个人的审美趣味，还要表现国家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对这些历史事件的阐释，以此来加强民众对于国家的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电影呈现，需要避免以“他者”的视点来阐释，坚守本民族的叙事立场与阐释权利。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来说，应该通过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极端灾难的呈现，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罪恶行径，传达历史的正义感，深化观众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同时，“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坚守民族立场，坚守阐释历史的话语权，增强民族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在电影《南京！南京！》中，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贯穿始终，电影虽然通过角川的视角实现某种多元性，却也潜在地削弱了民族主体对历史的阐释权。
彭吉象指出，电影的民族性，首先表现在对于民族现实与民族历史的深刻把握与发掘，以此来表现民族生活、民族情感，呈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弘扬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表现的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既能够见证、反思历史，又能够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呈现出特定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以及深层的民族精神。“电影中应该表达什么样的民族形象，树立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民族意识是电影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此来说，“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应该通过再现历史来建构对于本民族历史的阐释，避免陷入视觉奇观与市场逻辑的陷阱，而应聚焦于民族文化中积极、健康的道德与审美观念，并将其推向世界。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传统完全可以成为电影的精神养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岳川提出，中国应向外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理念，重振民族精神。电影可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谦和、包容、和谐等精神资源。 事实上，中国人性格中的乐观进取、忍耐奉献等民族品格以及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都可以在“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表现出来。比如在电影《栖霞寺1937》中，寂然大师在日军的威逼利诱面前，丝毫不为所动；国民党将领廖文湘抗击日军五天五夜，在民族危亡之际坚守阵地。《屠城血证》中的中国医生展涛为了保护记录了日军屠杀罪行的照片而牺牲生命。在《南京！南京！》中，陆剑雄与战友们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勇敢地直面死亡，和日军的战斗注定是一场生死决战。他们这种宁死不屈的决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简而言之，“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侵略战争面前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与集体精神，表现了民族危亡时刻的民族凝聚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传播民族文化与民族价值观念时，要注意到各个国家之间由于文化趣味、价值观念不同，会影响到电影的跨国传播与接受。“基本价值观的差异和冲突使得这些国家在文化交流和电影贸易中容易发生摩擦，引起文化折扣居高不下。” 因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价值适应性的问题，通过契合国际受众心理的表达方式，实现文化的有效对话与共享。此外，跨文化交流中的单向传播、理解误差也会导致文化对立、冲突。除了价值观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交流媒介、交流模式的不同，也会导致文化交流中的误解。就此来说，“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要改变文化传播中的劣势部分，加大传播力度，选择容易被国际认同的电影作品来推广，避免在电影中过多展示封闭、保守、僵化、愚昧等容易被国际社会误读的文化符号，重新展示当代中国积极的文化形象。
一方面，“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蕴含着珍爱生命、反对战争与暴力、希冀和平与正义等人类共通的普世观念；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影像呈现，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现实性，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伤历史，又折射出民族的抗争精神、忧患意识以及中国人民对于和谐、美好生活的渴望。因而，将民族精神与世界价值有机融合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叙事中，有助于唤起更广泛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艺术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爱。爱与人性中的同情、宽容、悔恨、献身、救助等密切相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建构了一个弘扬爱的世界。在《五月八月》中，八月发烧，妈妈冒着危险外出找药；五月和妈妈遇到日本士兵后，妈妈为了五月，引开日本士兵，被围起来蹂躏。这是母亲之爱。在《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中，妓女们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这是女性之爱。在《拉贝日记》中，拉贝先生、罗森、威尔逊医生等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对于中国难民的庇佑、救助，是超越国家、种族之爱。总之，“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只有直面并适应全球化的事实，在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多元包容、开放接纳的态度与国际接轨，重新整合中华传统文化资源，避免理解误差导致的文化偏见，提升文化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
其次，“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须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遭受的沉痛灾难，讲好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故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故事在电影的构成要素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电影能否获得市场认可的首要条件。中华民族的叙事艺术讲究故事性的传统符合中国观众的期待视野。电影讲述故事的重心是人物的塑造。“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注重人物形象的多样化与人物性格的多元化，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增强情感上的感染力，以情动人。因而，通过个体的命运在南京大屠杀这一特定的历史境遇中的遭际，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既有生命之轻灵，又有历史之厚重。
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应警惕符号化与“神化”倾向，在表现其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时，要以细节来表现其作为普通人的人情与人性，符合人性的真实状态与情感的真实流露，体现其坚韧的精神与崇高的情怀。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日本官兵形象的塑造中，在外形、性格、语言等方面要增加可信度，在刻画其残忍暴行的同时表现对于人性的深层思考，避免扁平化、模式化、概念化的人物。《五月八月》《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等“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的日本官兵往往是一些符号化、脸谱化的人物，成为残暴的集体性的符号。在《南京！南京！》中，角川只是陆川反思战争的概念化、符号化人物。角川的形象不符合日本的民族心理与日本士兵的战争心理。在鲁思·本尼迪克特看来，对于战争中的日本士兵来说，“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 从战争心理角度来说，一般情况下，士兵会经历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麻木的过程。在南京大屠杀中，角川这样的日本士兵并不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而且，《南京！南京！》并未表现为什么其他的日本士兵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缺乏对于日本士兵为何作恶的深层思考。有研究者指出，与其说角川是一个自我反省与忏悔的日本士兵，不如说他是陆川的代言人，陆川作为一个怀有人文理念的艺术家，通过角川这一人物的设置来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构建自己的民族与文化身份。
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重维度，在于将民族叙事与人类共通的生命经验相连接，使故事具有生命情感的温度、生命情感的力量。许纪霖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最重要的是对于生命意义的独特理解。 许倬云也指出：“任何文化系统中，‘人的生命何从何去’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应表现人在极端境遇下的生存状态、价值选择与超越性理想，引导观众感悟生命、体验生命、陶冶性情，满足观众的情感需要。“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高扬电影的生命美学精神，体现人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生命品格和超越精神。在《五月八月》《拉贝日记》《栖霞寺1937》《南京！南京！》等电影中，我们能够从五月、拉贝先生、寂然大师、姜老师、唐先生等人物身上感受到生命的苦痛、尊严、慈悲、屈辱、反抗、温暖、爱、希望。从电影观众学的角度来说，观众在看“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过程中，能够从电影中人物的反抗、智慧、牺牲精神中获得精神的力量，进而从内心深处萌生出对于家国的爱，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样，观众在潜移默化之中完成了心灵的净化和陶冶，提升了灵魂的品格。就此而言，“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刻画历史中的人物形象，将历史叙事与个体人生紧密相连，呈现生命个体的情感体验与生存状态，用情感的力量去打动和引导观众，完成从历史认知到价值内化的升华。
四、历史的“召唤”：电影作为公共记忆的当代使命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萌生、发展与中日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中日关系的变化又与中日的历史问题相关。中日历史问题是阻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对话，主要体现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不同却又紧密联系的层面。这三个层面经常互相影响，呈现出复杂、交错的局面。
其一，从政治维度审视，尽管战后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始终致力于对战争责任问题进行反思，然而日本部分政治人物仍持续否认战争罪责，声称南京大屠杀为虚构事件，试图美化侵略历史、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众多罪行之一，但这是一块‘试金石’，可以用来判定日本是否对战争罪行有了真正反省；这也是一根历史的‘标尺’，可以用来衡量中日是否能够真诚友好。今天，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问题已经成为中日关系的政治标准之一。”中日关系能否实现健康发展，根本上取决于日本政府能否正视历史，停止美化侵略行为、颂扬战犯，避免一再撕裂中国人民的历史创伤，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情感。“近年来日本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对中国民众感情的刺激，已超过日本侵华历史记忆本身对中国民众心理造成的影响。”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最惨烈的一部分，至今未获得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右翼势力更屡屡歪曲甚至否认该事件，企图将错误历史观灌输给下一代。数次教科书修订事件与官方参拜行为，均反映出日本政府拒绝承认侵华战争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不愿承担相应的战争责任。“这只能激起受害者更强烈的愤怒和对历史事实的反复确认。”正是基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的系统性否认，才更有必要通过历史实证进行驳斥与回应。在这一语境下，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创作，成为呈现史实、揭露侵略者暴行、缅怀罹难同胞、公开客观历史细节最具感染力与传播效力的途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仍然需要承担起见证历史、传播历史、反击日本右翼的功能。
其二，从民众情感的维度审视，中日两国公众在战争记忆结构中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受害”与“施害”的认知差异。两国人民均承载着沉重的战争记忆：中国人民历经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承受了深重的苦难；而日本民众亦将原子弹爆炸与东京大空袭视为自身所遭遇的战争创伤。尽管日本社会普遍从受害立场出发表达反战意愿、呼吁和平，这一态度并非有意回避战争责任，却往往将情感体验局限于本国所受伤害，未能充分认知日本作为侵略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亦难以共情被侵略国家及其人民的战争创伤，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战争反思的局限性与内向性。
因此，曾遭受日军侵略的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的民众，难以理解日本社会单方面强调的“受害者叙事”。关于日本民众是否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有研究者指出，一方面，中国政府在二战后的对日政策中，确实区分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民众也是战争受害者，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牺牲品，因而不负有直接的战争责任。另一方面，日本自1931至1945年长达十四年的对外侵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日本民族谋求扩张的集体意识，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与民意支持。因此，日本民众虽不直接承担刑事责任，却应负有一定的道义责任与作为国家国民的相关责任。若仅强调日本民众的受害经历而忽视其作为侵略支持体系中一员的事实，则难以推动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反省。
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来说，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塑造了日本军妓百合子这一形象。角川正雄首次去慰安所，遇到了百合子，此时的百合子清秀健康，主动关爱角川。当角川第二次去慰安所找百合子时，百合子看上去有气无力、病恹恹，习惯性地摆好姿势，麻木地完成慰安的任务。当角川从前线回来，百合子已经得了性病去世。百合子代表了日本军妓的悲惨命运，身心遭受种种摧残。可以说，日本慰安妇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极为黑暗、肮脏、丑陋的一页。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沦陷区设立慰安所，强迫中国大陆、朝鲜半岛、菲律宾等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妇女充当慰安妇。但是，日本的慰安妇大多数是自愿的，日本军方在她们来中国大陆之前，会预付一笔钱，日后还可以获得自由。其中，有些日本慰安妇是“为了天皇、为了圣战”而来，可见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对于日本普通民众的毒害。同样，电影《南京1937》通过中日跨国家庭中的日籍女性理惠子及其女儿在战争中的遭遇，试图展现日本民众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客观来说，在这两部电影中，理惠子与百合子确实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或者凸显以她们为代表的日本民众的受害经历，而弱化日军暴行对中国民众造成的深重灾难，则会在叙事伦理上陷入偏颇。尽管普通日本民众并非直接施行暴行的主体，但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由此而言，他们不仅是“被害者”，也在广义上参与了加害。“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日本女性，相对于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而言，她们也都是战争的参与者和加害者。”因此，“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应避免将日本民众的形象单一化为无辜受害者，而应充分呈现其受害与加害的双重性。否则，战争责任的归属将变得模糊，历史创伤的真正承担者亦将隐匿于叙事之外。更进一步，若受害与加害的界限在集体记忆中被不断淡化，民族与文化身份的建构亦将失去历史锚点。唯有促使日本社会认识到其在战争中的双重角色，才能推动其实现真正共情与历史反思，形成为中韩等受害国民众所认同的战争记忆共同体。否则，缺乏加害者意识的历史认知，难以跨越民族情感的鸿沟，也无法达成真正和解。“如果缺少加害者意识，忽略中国国民的历史感觉，难免会被认为是对战争责任缺乏反省意识，难以形成共同受害的战争历史记忆。”
实际上，日本民众的战争认知深受政府舆论管控与媒体叙事的影响。尽管部分进步人士努力推动社会认识日本的加害历史，但随着战争亲历者的老去和集体记忆的变迁，两国民众的历史感知正逐渐淡化。尤其自1995年后，日本媒体对华报道趋于负面，民众对华信任持续下滑，进一步加剧了中日民众的情感对立。据2005年日本内阁府调查，超过七成民众对中日关系持负面看法，对中国无好感的比例也显著上升。中方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日情感也持续低迷，形成双向的情感疏离与互信缺失。历史教科书与靖国神社等问题屡次冲击两国关系底线，不断撕开历史伤口，也使中日民众之间难以建立基本信任。“中国民众对日感情的变化主要是受日本内外政策的变化的影响造成的。”尽管中国方面对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的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然而，中日两国的民众在这一问题的理解上仍有差距。有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中国青年将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态度视为影响双边关系的关键因素。而日本社会则存在两种主流情绪：一是认为中国“历史问题纠缠不休”，日方已道歉而中方不依不饶；二是年轻一代普遍觉得战争与己无关，对中方的批评产生反感和抵触。刘江永指出，在信息化与政治民主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民众对外交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显著提高。然而，若缺乏对日本的深入理解，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言论易被日本右翼势力利用，将其归咎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而为日本国内右倾化提供口实，进一步阻碍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事实上，无论过于情绪化还是理想化，均无助于中日民众之间的理性对话与情感修复。因此，如何在情感层面建立有效沟通机制，推动跨民族的历史共情与和解，已成为中日关系中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其三，从中日两国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维度审视，双方在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事件起因、史料等方面存在争论，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性展开持续争论。至80年代，随着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的激化，该事件进一步成为公众性与学术性论辩的焦点。具体来说，日本学界在此问题上可大致划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以洞富雄、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学者为代表的“肯定派”（亦称“屠杀派”），其研究立足于严谨的史料批判与实证方法，承认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并致力于客观还原事件全貌；另一方则以田中正明、东中野修道等为代表的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实性的“虚构派”，他们系统性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试图通过选择性地使用史料、解构证据乃至曲解文档，以达到为日本侵略行为辩护的目的。1984年，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关于松井大将日记》中，声称该事件系中国方面虚构，并质疑东京审判中对松井石根的定罪。1987年，田中正明又发表了《南京事件的总结——否定屠杀的十五个论据》，借“学术研究”之名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全面的否定。“虚构派”为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往往断章取义，曲解史料。东中野修道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中，仅根据魏特琳的一篇没有提到日军强奸暴行的文章，便断言日军在金陵女子大学没有实施性暴力。事实上，魏特琳日记中有很多地方明确记载了日军的性暴力行为。作为回应，“肯定派”学者在《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13个谎言》中逐一批驳了“虚构派”的核心论点，力图维护历史研究的真实性与严肃性。2006年12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正式展开，南京大屠杀成为此次研究的重要议题。中日双方学者就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起因、命名方式、屠杀人数、南京城内外的焚烧与破坏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共同探究，取得了一些共识，都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期间发生的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事件，包括系统性杀害平民、强奸、集体屠杀俘虏、破坏城市建筑和居民房屋。当然，在学术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问题和差异。但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学术研究是最终解决历史问题的基础。”
此外，从地缘政治结构的视角来看，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其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对区域稳定与共同繁荣具有战略意义。中国一贯倡导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重视与日本的建设性关系。然而，如刘建平所指出的，中日摩擦的深层根源可追溯至战后东亚国际秩序中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战后美国出于冷战政治的需要控制日本，日本向美国“一边倒”，追随美国，美日之间形成同盟结构；另一方面，美国处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对日本的战后民主化处理很不彻底，保留了天皇制，很多战犯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由于美国的庇护，日本在二战中的战争责任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使得二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人脉和帝国主义思想得以延续下来。继承这种连续性的日本保守势力控制了国家机器，主导了战后日本的政治进程，从而造成了日本帝国精神的延绵，使得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施害国与受害国之间的侮辱、蔑视、仇恨、对抗关系进一步形成为中日关系的本体结构。也就是说，“蔑视结构和敌视结构的复合形成了中日关系本体的结构，而两者之间还相互促生，导致中日关系事实上对立的长期化与固定化。”这样一种蔑视与敌视的复合心理结构在日本政府对“刘连仁事件”、“长崎国旗事件”、历史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拒绝认罪等问题的态度上都有所反映，也可以看出日本保守势力由于延续了军国主义思想、殖民主义思想而否认侵略战争的必然性，这也决定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周期性的紧张。该结构不断再生产相互猜疑和民族主义情绪，使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与现实摩擦不断交织，难以实现根本性和解。因此，唯有通过批判性的历史对话、结构性的国际政治反思与双向情感修复，才可能逐步超越这一深嵌于两国关系中的对立逻辑。
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南京大屠杀所留下的历史创伤始终深植于民族集体记忆之中，不可磨灭，亦不容遗忘。一方面，中国社会持续呼吁日本政府与社会正视并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唯有基于事实的承认，才可能引致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反思，从而从根源上杜绝类似反人类罪行的重演。另一方面，我们应从这场灾难中汲取更为深远的教训：民族当自强不息，以避免因国力衰弱而再次面临外部侵略的危机；同时也须始终保持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警惕，防范历史悲剧以任何形式回归。从更广阔的伦理与政治维度看，南京大屠杀这类极端暴行所提供的警示不仅关乎中日两国，也应被所有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国家所共同铭记，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构筑起对暴力与侵略的集体防御机制。正如张生所言：“从南京大屠杀这样反人类的惨剧中吸取教训，不仅对中日两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它同样也提示所有曾遭受军国主义日本侵略的国家，必须防微杜渐。”由此，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强化，既指向一个已然远去的过去，更关乎我们对历史真实的当代坚守。我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召唤，不是对于死的历史的召唤，而是对于当下活的历史意义的召唤，以免我们的历史记忆被遗忘、被篡改。“纪念、伤悼和不断提醒的意义在于把过去变成今天和明天的内在动力。记忆的作用在于将今天的合法性置之于历史记忆之中。”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的经历尤为撼动人心。她当时是一个十九岁的孕妇，被日军戳了三十七刀而大难不死，她活到八十岁时说过的一句话引人深思，即“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这句话不仅体现了个体的巨大勇气与伦理选择，也提示着我们如何以道德理性面对历史苦难。进一步而言，每一个体均承担着一项根本的道德责任,即主动铭记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大屠杀与暴行，通过对历史的认知与传递，抵抗遗忘与扭曲，捍卫和平。在此意义上，“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正是履行这一道德责任的重要文化实践。“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通过影像的叙事力量，将如李秀英这般个体的创伤记忆转化为具象可感、可传播、可沉淀的文化记忆，从而超越时间与生命的限制，使未曾亲历战争的一代人得以直面历史的沉重，在情感共鸣中理解和平的来之不易。尤其在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时有浮现的今天，“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构成对遗忘与歪曲的有力回击。因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不仅是民族历史的重述，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伦理倡议，敦促我们审视暴行的根源，思考人类共同的脆弱与尊严，从而推动构建真正平等的对话机制。这不仅关乎民族身份的延续，更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