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刘建波，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云南师范大学“联大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神话学、民俗学、彝学等研究。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良好结项）、云南省社科重大项目（优秀结项），在《民族文学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论文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奖三等奖。讲授民间文学概论、云南民间文学专题、基础写作、文学研究方法论、民俗学研究方法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从民间歌谣到人民文艺：国家话语主导下的《阿诗玛》整理改编

刘建波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提要

 以20世纪50—60年代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文本整理与跨媒介改编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机制中如何通过阶级斗争叙事与女性新人形象的塑造，参与建构各民族平等团结、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形象。《阿诗玛》的整理改编并非简单的民间文学再现，而是在新型国家话语主导下对民俗文化进行选择性改造与民间叙事重构的文化政治实践。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延安文艺传统的延续，也折射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中的复杂张力。

关键词

民间文学；《阿诗玛》；搜集整理；文艺改编；形象塑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阿诗玛》历经个人和集体的多次搜集整理，内容与意蕴不断丰富拓展，实现了从民间歌谣向叙事长诗的文本化转变。随着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京剧改编、叙事长诗出版、彝剧展演、电影叙事传播，以及进入21世纪石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重要文化工程的推动而闻名海内外。《阿诗玛》作为唯一一部民间文学作品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爬梳《阿诗玛》搜集整理研究史，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60年代，搜集整理者的心得体会，以及批评文章的阐发。以杨知勇《撒尼叙事诗〈阿诗玛〉整理经过》，以及北京大学孙剑冰《〈阿诗玛〉试论》最具代表性。一方面，从搜集整理者亲身参与的视角，全面讲述了如何搜集、怎样整理长诗的问题。另一方面，评论者对这次搜集整理工作的不足给予批判性评述。这一阶段的搜集整理研究，是建立在亲历者视角上的讨论，体现出历史感和现场感。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同名电影《阿诗玛》的解禁和公映，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搜集整理回到学界的讨论范围。黄铁《〈阿诗玛〉——“我们民族的歌”》从搜集缘起、整理经过、主题思想、人物关系，以及结尾处理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具有回忆性和亲历感。三是进入21世纪，关于搜集整理的意义和作用的个案分析。黄毅《论搜集整理对〈阿诗玛〉传承的影响》、段凌宇《民族民间文艺改造与新中国文艺秩序建构——以〈阿诗玛〉的整理为例》对搜集整理历史进行了深入论析，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文艺秩序建构的一部分。新时代以来，研究者注重阐释阿诗玛搜集整理如何推动其从彝族撒尼民歌到“我们民族的歌”的转型。由此，我们可清晰地看到《阿诗玛》如何通过整理和改编参与到人民文艺的创造性转化和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历程。本文通过《阿诗玛》的搜集整理、多形态文艺改编、整理本删改审视三个方面深入剖析这一过程。

一、延安文艺的沿承：《阿诗玛》的搜集整理

“延安文艺思想才是内源性因素，可以说不同时期的‘少数民族文艺’的发展都褪不去‘延安’的底色。”延安文艺思想集中体现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阐明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服务于政治，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对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和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阿诗玛》的搜集整理正是对《讲话》精神的遵循与延续。

（一）国家话语的民间落地：个人搜集整理

一是杨放初步整理《阿诗玛》。1949年，杨放在石林地区搜集整理了《圭山撒尼族的叙事诗〈阿斯玛〉——献给撒尼族的兄弟姊妹们》，作品主要讲述彝族撒尼姑娘阿诗玛的出生、成长、出嫁、婚后生活和思念亲人的故事，内容与哭嫁歌相似。整理者在曲谱下特别注明：

《阿斯玛》具备了撒尼人民的朴实、天真、沉默……的一切特征，同时，充满了千百年来悲惨境遇所造成的哀怨，这是一篇革命的，浪漫的叙事诗，又是一首中国妇女在罪恶的封建炼狱里挣扎奋斗的悲剧。

部队在休整期间，杨放无意间听到优美朴素的歌声，遂将其记录整理成曲谱。杨放整理的《阿诗玛》是撒尼民歌的一种，但并不局限于哭嫁或婚后思家的悲调，而是具有革命色彩的时代之歌。石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云南人民民主斗争的阵地，是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区域。1942年，光未然以云南大学附中教师身份在石林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在弥勒西山搜集整理并出版了彝族阿细人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对后来《阿诗玛》的整理出版产生了积极影响。1946年，一场以“圭山区夷族旅省学会”名义主办的“圭山夷族音乐舞踊会”在昆明公演，其中包含彝族撒尼人歌舞、彝族阿细人《阿细跳月》等歌舞节目，活动曾得到闻一多、费孝通的指导，社会各界给予极高评价。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反映出杨放搜集整理《阿诗玛》具有的革命斗争隐喻。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士，杨放整理的《阿诗玛》与彝族撒尼人传统的悲剧截然不同，它是一篇极大地突出“悲剧”色彩的、革命的叙事诗。从内涵来看，民歌传递的人民性和斗争性显而易见，这种搜集整理民歌的方式承袭了延安解放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1949—1966年，彝族《阿诗玛》、壮族《刘三姐》、汉族《白毛女》共同呈现了勤劳、善良、勇敢的青年女性形象，旨在反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畏强权、英勇斗争的精神和文化形象。金子般漂亮的姑娘阿诗玛，美貌传四方，面对头人儿子的抢婚，临危不惧、急中生智，传信求救，与阿黑哥一起智斗热布巴拉家；砍柴女刘三姐以唱帮穷苦人解气的山歌名闻四乡，替广大人民惩治地主莫怀仁；白毛女与地主黄世仁斗智斗勇，推翻了旧社会，解放了穷苦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阿诗玛》是新的当下的故事，是一种当下对传统的再认识。

作为革命战士与文艺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杨放开启了叙事长诗《阿诗玛》整理的先河。一方面，阿诗玛美丽、勤劳、善良的女性形象得以彰显，文艺机构关注和重视《阿诗玛》文化资源，并将其纳入国家文艺体制。另一方面，民歌与民众有着天然联系，并具有教育、鼓舞和斗争等社会功能，《阿诗玛》借此参与了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至此，《阿诗玛》实现了从民间歌谣向人民文艺转变的重要一步。

二是朱德普进一步深化《阿诗玛》的搜集整理。作为《阿诗玛》发表的回应，云南民族学院教师朱德普深入石林地区开展调查，并整理发表《美丽的阿斯玛——云南圭山撒尼族传说叙事诗》。他把《阿诗玛》界定为“传说叙事诗”，认为叙事诗中有传说成分，但本质是叙事诗，这次整理本有了明显的文学体裁意识，并影响到后来的整理本。此外，长诗出现了描写阿诗玛心理变化，与阿黑哥联手智斗的情节。阿诗玛从美丽善良转变为机智勇敢、反抗压迫的英雄形象。从女性新人形象塑造角度看，这是《阿诗玛》搜集整理取得的一大进步。人物矛盾冲突的出现是朱德普整理本的一大亮点。阿诗玛兄妹与地主的矛盾冲突在特定历史时代蕴含了特殊意义。悲剧源于社会制度，兄妹找到了问题根源，并通过斗争反抗来解决，显得更为有力。因此，朱德普的搜集整理进一步丰富了《阿诗玛》故事情节，明晰了文类体裁，斗争主题思想更加鲜明，使之成为了比较完整的一部民间文学作品。整理者作为高校教师，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培养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努力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是他的工作职责。从这个意义而言，搜集整理《阿诗玛》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民族工作，推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具体实践。

（二）自上而下的文艺规范：云南省人民文工团集体整理

1950年，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首站访问石林圭山，发现了民间叙事诗《阿诗玛》。因京剧《阿黑与阿诗玛》改编引起云南省重视，为云南省人民文艺工作团（简称云南省文工团）搜集整理提供了契机。综合各种因素，云南省决定组织工作组深入石林圭山地区搜集《阿诗玛》文本，先整理出剧本再决定改编为话剧或电影，这是工作组集体搜集整理叙事长诗《阿诗玛》的历史逻辑。具体而言：

一是制度化文艺生产机制的建立。1953年5月，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正式组建，包括文学、音乐、舞蹈、资料等领域的九名成员，用时近九个月，经过发掘、搜集、翻译、整理、修改、综合、定稿等程序，最终由黄铁、杨知勇、刘绮执笔编写，公刘润色的《阿诗玛（撒尼族叙事诗）》于1954年1—2月在《云南日报》连载，同年7月，该文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搜集整理工作的制度化内容体现为：

其一，组织领导机构保障。自云南省文联成立就十分重视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发掘和利用。1951年11月召开的云南省第一次文艺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专业、业余的民族文艺工作者，以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整理研究为主，开展工作。”该机构的成立，意味着《阿诗玛》搜集整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组织领导下的文化政治实践，有着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工作规划。其二，专业工作组高效执行。圭山工作组人员结构是专业而多元化的，它以云南省文工团为主，由党支部书记、副团长杨知勇带队，刘绮、杨瑞冰、马绍云、朱虹、徐守廉、杨放、杨戈、杨素华参加。曾在延安鲁艺学习的女诗人、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黄铁直接负责领导工作。成员大多有土地改革运动、滇桂黔边纵队和民族工作经历，旨在更全面搜集有关《阿诗玛》资料。

二是践行以人民性为核心的整理策略。《阿诗玛》作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整理工作的“试验田”，在组织领导、队伍建设、调查方法、翻译策略、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工作经验，为后续搜集整理提供了参考借鉴。贯穿《阿诗玛》整理全过程的人民性思想与国家话语主导策略，成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落实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核心手段。

其一，时代背景的阶级界定。整理者将《阿诗玛》产生的时代明确界定为封建社会。理由是“土地改革前撒尼人内部本质的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从传说本身也可以看出热布巴拉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恶霸，婚姻上的掠夺也正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群众仇恨热布巴拉，正表示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对于《阿诗玛》产生的年代，研究者持不同观点，如认为《阿诗玛》产生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亦有观点认为其就形成于搜集整理前几十年。整理者持“封建社会论”是从阶级论出发界定社会分期，旨在证明阿诗玛的悲剧是封建社会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将《阿诗玛》的主题定调为劳动人民对地主阶级压迫的奋勇反抗，反映人民群众的坚定意志和最终胜利。从作品产生时代背景确定《阿诗玛》的主题思想契合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要求，也是当时形成国家认同的需要。

其二，人物矛盾的简化与集中。相较而言，圭山工作组的整理本用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叙述阿诗玛兄妹与热布巴拉家的斗争过程，而淡化了阿诗玛与夫家的关系，规避了阿诗玛与岩神的关系，着力刻画阿黑与阿支的斗争场景，使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更显集中，冲突更加激烈，在斗争与反抗中有力鞭挞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和卑鄙行径。圭山工作组沿用了民间故事中常用的滚雪球方法，塑造“箭垛式人物”阿诗玛和阿黑的“善者益善、智者益勇”形象，彰显阿诗玛的善良美丽与阿黑的勇敢智慧。此外，关于阿诗玛的人物形象塑造中运用大量劳动场面的语词，如“挖苦菜”“割草”“放羊”“织麻绣花”“背箩筐干活”等，描绘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生活场景，突出阿诗玛的劳动观。

其三，阿诗玛与阿黑关系的“净化”。从公刘《有关〈阿诗玛〉的新材料》一文来看，当时搜集到的原始材料中确实有对恋人关系内容的记录。但在整理过程中，工作组以深入体验生活，向当地群众寻求答案以及“舅舅为大”的彝族传统伦理为论据而坚持阿诗玛与阿黑兄妹论，旨在让阿诗玛和阿黑的“高大全”形象得到彰显。同时，从云南文艺界座谈长诗《阿诗玛》的简短文艺动态看，对于阿诗玛与阿黑关系的修改有不同观点，反映了文化领域意识形态争论的结果，把多形态、多文本、多价值取向、活态的多样化资料整理改编为统一的、具有鲜明社会价值导向的书面文本，折射出新中国建构历程中文化认同的复杂张力。

其四，语言艺术的雅俗融合。《阿诗玛》语言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经过诗人作家的创作润色后，其民间文学语言既能增加文学修辞色彩，又能保持语言风格的平民化。如“千万朵山茶／你是最美的一朵／千万个撒尼姑娘／你是最好的一个”。这段描写阿诗玛形象的文字，用彝族撒尼人熟悉的事物来刻画，显得通俗、质朴、直截了当。在阿黑追赶和营救阿诗玛的章节中，将标题取为“马铃响来玉鸟叫”，书面化创作呈现诗意表达，给读者留下余白。从文学审美和接受角度看，将《阿诗玛》语言创编为兼具民间文艺的口头性与作家文学的书面性特质，两种语言混杂产生出特殊表达效果，既满足了大众审美对象的需要，又兼顾了文学作品的普及与提高。

总之，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的搜集整理是一次重要的文艺实践，它在云南省委领导下，通过建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机制，整理出版了长诗《阿诗玛》，推动文本的内容体量、艺术价值、阐释空间等跃升，努力推动其向人民文艺的转化。

二、形象建构的跨媒介传播：《阿诗玛》多形态文艺改编

搜集整理是《阿诗玛》改编的前提和基础，个人和集体的搜集整理工作推动了《阿诗玛》的文本化，也是民间文学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20世纪50—60年代长诗《阿诗玛》的多形态文艺改编主要有京剧《阿黑与阿诗玛》、彝剧《阿诗玛》、电影《阿诗玛》以及木刻版画《阿诗玛》等。这些跨媒介改编建构了一系列文化符号，具有重要文化象征意义。它以阿诗玛故事为原型，在不同文学艺术领域生发出戏曲、歌舞、影视等多样化的文化载体，构成多元一体的阿诗玛文化谱系，构塑了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了国家认同。

（一）京剧《阿黑与阿诗玛》：戏剧题材选取少数民族主题的尝试

1953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金素秋和吴枫将阿诗玛故事改编成京剧《阿黑与阿诗玛》，全剧共有情别、抢亲、追赶、诱惑、打虎、回声六幕。剧中新增了官员海热为媒人，阿诗玛与阿黑由兄妹变成恋人。人物关系出现新变化，打破了外界对彝族撒尼人的传统认知。追根溯源，1952年文化部实施戏剧导演制度改革，通过旧戏新编、京剧现代化等创新手段推动传统戏曲的社会主义改造。京剧《阿黑与阿诗玛》以工农兵及少数民族为描写对象，旨在借助传统京剧艺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实现了旧戏曲改造，成为较早运用京剧形式表现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有益尝试。在京剧改编中，阿诗玛被热布巴拉开闸放水淹死，阿黑射箭怒杀热布巴拉，矛盾的激烈和劳动人民反抗地主斗争的胜利得到充分展现，以阿诗玛形象为代表的人民性更加凸显，改编强化阶级矛盾主题，突出政治宣教作用，是意识形态话语规约下对国家形象的一次重要形塑。

（二）彝剧《阿诗玛》：地方戏剧对国家话语的内化与践行

彝剧是20世纪50年代在彝族民间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剧种。彝剧《阿诗玛》是石林彝族干部群众于1958年创编的一部地方戏剧，内容分为过节、较量、说亲、抢亲、救亲等，主要人物有阿诗玛、恋人阿萨、哥哥阿黑，头人热布巴拉之子阿支、媒人海热等。从情节来看，“过节”是长诗中没有的。火把节上阿诗玛恋人阿萨在与阿支的摔跤中获胜，赢得阿诗玛，热布巴拉家强行提亲不成带人抢亲。远在外地牧羊的阿黑得知妹妹受难，驰援智救阿诗玛。热布巴拉家再来抢人，阿黑建议阿诗玛和阿萨逃到甜蜜的地方。途中，热布巴拉家开闸水坝，阿诗玛被大水冲走，死后变成岩石。彝剧《阿诗玛》情节贴近彝族撒尼群众的日常生活，包含了火把节、摔跤等彝族群众喜闻乐见且源于生活的传统民俗，这是深得当地群众喜欢的主要原因。彝剧《阿诗玛》改编与彝剧剧种确立有很大关系，戏剧改革旨在实现地方戏国家化目标，接续延安解放区大众文艺传统，用新型国家话语对地方民间戏曲进行改造。彝剧《阿诗玛》将阿诗玛故事以舞台化形式改编后呈现于彝族人面前，故事情节扩容，在民间传说中阿诗玛被岩神所害改编成被大坝的洪水冲走，既消解了封建迷信思想，又反映出农业合作社时期的生产劳动场景。阿黑武斗的情节创新，可谓是更加符合石林一带彝族文化传统的戏剧改编，亦推动了彝族文化走向全国。它的成功在于用当地民众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他们熟悉的阿诗玛故事，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戏剧的表演场域中，既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鼓舞和增加民族文化自信，也引导人们像阿诗玛一样为了个人自由和幸福生活而勇于反抗和斗争。在一定意义上，彝剧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火热的生产生活和现实斗争精神，也一直影响着彝族撒尼人的余业生活，至今云南石林很多地方仍在自发演出彝剧《阿诗玛》，源于民间的彝剧又反哺民间。总之，彝剧《阿诗玛》是用彝语表现民族文化的一次大胆创新，展现出彝族文化的厚重与魅力，强化了彝族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对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凝心聚力的作用。

（三）电影《阿诗玛》：国家形象的银幕传播

1964年，同名电影《阿诗玛》上映，实现了《阿诗玛》从口头到书面再到荧幕的转换。由杨丽坤主演的阿诗玛形象得到了海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美丽、善良、智慧的女性作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名扬海内外，“阿诗玛”不只是一部叙事长诗，而成为了具有民族形象、国家形象和世界意义的文化符号，发挥着对内团结各民族、对外呈现中国多民族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恋爱主题是电影《阿诗玛》中最具吸引力的一个艺术创造。在《阿诗玛》跨文体创编策略中，将阿诗玛与阿黑的兄妹关系改为恋人关系，彰显爱情主题，更加符合人类的审美心理。纵观同名叙事诗和电影的情节，最大的不同在于阿诗玛与阿黑由兄妹变成恋人关系，结局由长诗中阿诗玛被热布巴拉家蛊惑的岩神害死变成“回声”，改编为阿诗玛被热布巴拉家放洪水冲走害死化成岩石。另外，在电影叙事中，阿诗玛的女性性别意识、性别特征几乎被忽略，除了夸赞其自幼美丽，以及被多人追求之外，阿诗玛被刻画为大写的“人”，她不畏强权，勇敢反抗压迫和剥削，坚决与恶势力斗争。阿诗玛与阿黑哥自由恋爱却惨遭地主儿子阿支抢婚霸占，最终以悲剧结尾，引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增强了电影的艺术吸引力。这一时期，彝族演员杨丽坤主演了两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一部是《阿诗玛》，另一部是《五朵金花》。《五朵金花》以和平的喜剧方式摒弃阶级斗争叙事，凸显各民族融合的主题，电影以新中国建设过程中人民公社化的现实场景，反映人民集体劳动，体现喜悦和忘我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宏大主题，通过大团圆的故事结局，表达爱情、人民和国家之美。而《阿诗玛》的爱情悲剧表现了真善美中的人性之情。但两部电影均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四）版画《阿诗玛》：视觉符号的民族国家象征

1954年，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黄永玉受国家外文局邀请，为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木刻插画。他以额勺依村撒尼姑娘普兹苇（同音）为原型，创作了《阿诗玛像》等十幅套色木刻版画，作为外文出版社出版Ashima的插图。黄永玉的版画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运用“绘、刻、印”三种形式，在传承中国传统版画元素的同时，又合理利用了彝族文化元素，对民族团结主题和中华民族形象塑造起到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需要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彰显独立、统一、自由、民主的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形象。国家主导创作《阿诗玛》版画是对外宣传的需要，旨在向世界展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作为彝族姑娘和代表彝族文化的阿诗玛，成为国家外文局对外翻译传播文艺形象的择取典型。从创作手法来看，黄永玉既运用彝族传统美术元素创作阿诗玛版画，也采用国画形式来表达彝族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在《阿诗玛》版画创作中，黄永玉引入少数民族话语，将以阿诗玛为代表的彝族女性、彝族文化融入其中，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集中呈现了彝族人对自由纯真的爱情与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彝族人异彩纷呈的民俗活动和如诗如画的生活环境，让外界对彝族、彝族女性和彝族文化有了新认识。作为组画的开篇《阿诗玛像》，集中展示了阿诗玛人物形象。整体上看主人公阿诗玛美丽、端庄，穿戴彝族撒尼人传统服饰，色彩亮丽。阿诗玛半身像简洁，但内涵丰富，彝族撒尼人的红、黑、绿三色头饰织穗垂落到肩，服饰的整体感与人物肖像的简略化形成鲜明对比，衬托出阿诗玛的面庞，双眼炯炯有神，直视远方，对美好未来充满希望。作为彝族少女的标准像，形象与穿戴整体和谐，突显美丽与多彩，象征着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过上了幸福生活。阿诗玛的彩虹包头承载历史文化意蕴，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传说是恋人若兹和若尔反抗爱情迫害化为彩虹，撒尼妇女为纪念他们，就把彩虹绣在包头上。《吹口弦》《织布》《公房》《打虎》《射箭》《阿诗玛在牢中》《女儿给抢去了》《她被水冲走了》《灵山歌》等版画从各层面透露出主人公阿诗玛在悲伤中看到了胜利的场景，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想象。阿诗玛的故事虽是一曲悲歌，但其斗争的积极性和悲壮性，是人民向往美好和自由的生动写照。从这个角度看，阿诗玛的斗争是成功的。阿诗玛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和斗争，不嫌贫爱富、不畏权贵，坚定地与劳动人民站在一起，集中体现了《阿诗玛》的人民性特征。

通过比较发现，不同媒介以不同方式承载并展现国家形象。京剧以民族化形式表达彝族文化和故事，更好地形塑了多民族的国家形象，彝剧以地方戏剧实践参与了新中国建设历程，电影以银幕传播国家形象方式推介了立体形象的社会主义中国，版画则通过美术载体以视觉符号对内外传递中华文化，彰显了新中国各民族团结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总之，阿诗玛多形态文艺改编的动力是民族文学参与多民族建构与国家认同的需要，其动力机制是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性行为，由国家及其地方政府主导，广大知识分子和地方文化精英改编，旨在推动《阿诗玛》从彝族撒尼民歌向各民族人民共享的文艺转化。

三、民俗改造与形象形塑：《阿诗玛》整理本删改再审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进行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塑造，需要对内容驳杂的民间文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此，整理改编成为极为关键的一环。自上而下的搜集整理工作将民间口传叙事《阿诗玛》转变为人民口头文学，参与到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形象的形塑之中。因此，云南省人民文工团的搜集整理本《阿诗玛》以是否符合“人民性”标准进行删改，从而将其整理为具有阶级斗争叙事和人民性话语的民间文学作品。

整理方法是《阿诗玛》搜集过程中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杨知勇曾写道：“整理方法是综合式的方法……将二十份异文全部打散、拆开，按故事情节分门别类归纳，剔除其不健康的部分，集中其精华部分，再根据突出主题思想、丰富人物形象、增强故事结构等等的需要，进行加工、润饰、删节和补充。”圭山工作组在搜集整理《阿诗玛》工作中，对不符合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的内容进行了删减，将民俗事象改造为符合国家话语的文化事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出于对社会主义女性新人形象塑造，抢婚、回声等两个民俗事象作为典型的《阿诗玛》整理本删改对象，并被赋予新的话语隐喻。

（一）抢婚：从民俗到阶级压迫象征

抢婚是彝族嫁娶习俗的一种形式，即男女双方愿意、父母同意后进行的仪式性婚俗，其性质并非掠夺婚姻。比较《阿诗玛》的各版本（见表一）可看出“抢婚”情节从无到有的建构历程。杨放和朱德普整理本无抢婚情节，第一次整理本首次出现了热布巴拉家抢婚的细节描写，重新整理本则集中描写倚仗权势的热布巴拉家抢婚场面，第二次整理本则突出表达抢婚的无理。抢婚作为情节叙事的主要手段，既强化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也逐渐成为影响故事走向的重要事件。

在整理者看来，抢婚作为一种社会话语，折射出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现实，以及地主阶级对穷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事实上，抢婚并非彝族撒尼人的传统民俗，青年男女在公房谈情说爱，才是撒尼人公认的风俗。长期在石林彝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陈学礼认为：

表一 《阿诗玛》各版本“抢婚”情节演变

“‘公房’的‘公’没有‘公有、集体的’意思，而具有‘共有、共同的’含义，即撒尼小伙子和小姑娘相互认识的地方，而非村寨的公有财产，往往是村寨内某家闲着的空房子或老房子。”撒尼人的公房一定意义上消弭了抢婚现象。事实上，公房体现的是彝族青年男女从相识、相恋、相爱到定下终身的民俗事象。但搜集整理中创编了抢婚情节，旨在突出阿诗玛家与地主热布巴拉家的矛盾。在整理者看来，将这些所谓的“历史事实”进行发掘整理，就是对封建社会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控诉，并为劳动人民呐喊。抢婚的文化事件进一步反映了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英勇斗争从封建社会走向新中国，实现了当家作主的美好愿景。

（二）回声：浪漫化悲剧与人民意志的升华

关于阿诗玛的结局叙事，在口头文学、搜集整理本和彝文手抄本中各不相同。民间故事《诗卡笃乃玛》中的诗卡笃乃玛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性，无人能敌，最后从歌仙变成了女鬼。搜集整理本中讲道：岩神发洪水冲走了阿诗玛，化身为石林，阿诗玛变成了回声，一直回荡在彝族撒尼人身边。彝文手抄本记载岩神吸走了阿诗玛。彝族人有崇拜石头的习俗，旨在追求人丁兴旺。整理者不仅剔除类似的民间俗信材料，而且将阿诗玛的结局改写为阿诗玛死后化作回声，将《阿诗玛》建构成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剧故事。整理者曾回忆道：“二十份原始材料中，虽然只有三份的结尾是阿诗玛死后变成回声。但就从这三份材料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撒尼人民并不因阿诗玛被害死而悲观，他们在阿诗玛身上寄托了愿望和理想，阿诗玛变成了他们最亲切的回声。”对于阿诗玛结局，公刘说：“我们认为，这种结局是比较适当的，它不但符合于人民的愿望，而且显示了人民的预感，——对于未来必将属于人民的预感，在圭山石林之中，在撒尼族人民心田中，回声是永远，缭绕不绝的，它是对旧生活的勇敢的反叛，也是对新生活的乐观的预言！” 此外，在第二次整理本中，黄铁等整理者将第一次整理中舍弃的岩神刁难阿诗玛、逼阿黑献祭白猪、白羊赎回阿诗玛的情节进行了增补。他们回忆道：“反复体会原材料后，感到这部分表现了恶势力怎样利用神权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统治，一旦劳动人民起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就利用神权迫害劳动人民，阿诗玛的悲剧正是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因而补充了这段情节。”岩神作为超自然的神力，代表封建神权统治，以及对劳动人民残害压迫。阿诗玛和阿黑战胜了热布巴拉家的阴谋和诡计，返家途中却遭遇岩神暗算，阿黑的祭品因不符合神的旨意而以失败告终，最终阿诗玛被岩神害死，变成了回声。阿诗玛变成了回声，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结局是悲剧的，但是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和黑暗统治的决心和毅力是永恒的，也预示着人民的斗争终将胜利。关于回声的分类整理，圭山工作组根据搜集到的二十份传说的结尾，分为三大类：受神的主宰逃不出神的控制、投降主义的结尾、反抗到底的结尾。“我们选择、综合了第二、三种最富于表现人民愿望的，在斗争中在理想中得到胜利，并使人民对阿诗玛永生怀念难忘的美丽回声为结局。”

原材料中有关阿诗玛变岩神、死后化为石林、阿诗玛会作怪让人耳聋、耳鸣等信息，整理者认定为封建迷信和糟粕，完全给予剔除。阿诗玛成为撒尼人心中的理想女性。但在撒尼人传统观念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其灵魂经常回到生前故地扰乱甚至做恶。从阿诗玛的最初形象“诗卡笃乃玛”来看，其形象中有“恶鬼”的一面，这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但从文学审美角度看，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悲剧结局。因此，关于《阿诗玛》结尾问题，整理者更多从民间文学的人民性和思想性去审视，有意识规避了原始材料蕴含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从地方性知识看，阿诗玛变成了岩神或阿诗玛被岩神所害，有着特殊文化意蕴和民间信仰基础。石头是彝族民间信仰中的生殖崇拜物，意在祈求子孙繁衍。石头崇拜逐渐发展演化为土主崇拜，成为本民族和这一地域的保护神。“《阿诗玛》中的崖神（即岩神——笔者注）即是彝族的社神（鹅卵石）——崖神（男性生殖神）支格阿龙。正由于此，阿诗玛融入于石崖之中，预示着她‘嫁’给了全民崇拜的男性英雄——社神。”《阿诗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玉芳认为，阿黑和阿诗玛不是情侣，是亲兄妹关系，阿底（记音）才是阿诗玛的恋人；阿黑和阿支对歌、打老虎等比赛的情节是后人增加的，抢亲和彝族撒尼人的抢婚习俗不是一回事，抢婚只是结婚仪式的一个环节；阿诗玛被抢亲，是女方不同意而被对方强行带走；阿诗玛兄妹与岩神斗争后，阿诗玛变成了一阵风吹走了。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成为国家话语表达的重要场域。《阿诗玛》的多形态文艺改编，既是新型国家话语的地方性表达，也是民族认同的多维表述。《阿诗玛》的搜集整理，发现和塑造了美丽的阿诗玛和英雄的阿黑；《阿诗玛》多形态文艺改编，尤其是彝剧的在地化创作，彰显了文化创新的自觉，同时又生动实践了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展现了中华民族新形象。

结 语

《阿诗玛》搜集整理者通过抢婚、回声等民俗和文化事象的选择性借用与改造，成功塑造了以美丽、善良、勇敢的阿诗玛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而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的塑造过程，强化了彝族人民对新中国的认同。《阿诗玛》的搜集整理并非简单的民间文学资料整理，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改造的典型案例。它通过对民俗文化的策略性转化，践行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生产逻辑，实现了从民间歌谣向人民文艺的转化，并深刻参与了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现。在新时代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实践中强调原真性时，我们应重返历史语境，再估《阿诗玛》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启示。

《阿诗玛》整理改编，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一次较为成功且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实践。它通过国家话语主导、知识分子参与、多媒介协同的系统化工程，创造性地将一首普通的民间歌谣转化为契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其普遍性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关于如何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建构国家认同、展现中华民族形象、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方法；其改编机制不仅为我们在新时代思考如何保护和创造性转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宝贵借鉴，也为国家如何通过文艺表达文化认同、反思民间文学整理中的真实性，提供了丰富经验与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