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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俊六: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范型、意涵与经验

    2026年05月12日 16:42  点击:[]



    个人简介

    徐俊六,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云南师范大学优秀青年学者,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2025全国高被引学者TOP1%,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教研工作。

    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

    的中华民族叙事:

    范型、意涵与经验

    徐俊六

    原文来源于《当代文坛》2026年第3期

    摘要

    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是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集体合唱中重要且不可分割的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叙事特征,其中华历史叙事、中华文化叙事与边疆叙事是当代中国文学与中国形象的精彩展示,是讲好“中华民族是一个”故事不可替代的典型样本。开展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研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形象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现、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推进与落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呈现出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互动、民间叙事与中华文化叙事统一、边疆民族叙事与中华民族叙事融通等经验。研究认为,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不仅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地理与文化版图,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鲜活的文学样本与叙事路径。

    关键词

    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叙事;范型;意涵;经验

    “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来源于国务院发布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以下的民族,根据这一标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共8个,分别是怒族、独龙族、普米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基诺族与景颇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虽地处西南边陲,但其文学创作始终与国家进程、中华民族发展紧密相连,成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故事的重要叙事载体,其当代文学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叙事特征。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与中国故事的精彩展示,是真实、立体、多样展示中华历史、中华文化、中国价值、中国风范与中国精神不可替代的典型样本,是塑造中国特色的中华形象的重要载体,在全面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文学实践中,不可忽略对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研究。

    新中国建立前,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主要以口头传统为主,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开启了文学发展的新纪元。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从弱小到发展壮大,至目前为止,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均有了本民族的代表性作家与作品、集结出版了本民族的作品选、培养和形成了一批作家队伍,很多作品荣获全国性文学奖,如:普米族作家鲁若迪基的诗集《金沙江》、德昂族作家艾傈木诺的诗集《以我命名》、基诺族作家罗向明的诗歌《基诺山我的故乡》、独龙族作家阿柏的诗歌《独龙桥》、景颇族作家玛波的小说《罗孔札定》、怒族作家彭兆清的小说《啊,在那遥远的山泉小学》、阿昌族作家曹先强的散文集《故乡那高高的粘枣树》、布朗族作家陶玉明的散文集《我的乡村》等均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已形成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文学现象,成为当代云南文学乃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重要一极。“从总体上而言,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涌现出大量现实关怀、历史重写与美学创造的融合之作,为完整的中国文学版图绘制了多元共生、生态和谐的图景。”这些创作不仅记录了本民族的历史变迁与文化记忆,更在叙事中自觉融入对国家、中华民族的认同与表达,构成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文本细读与叙事分析,系统提炼其中华民族叙事的三种范型,阐释其多层意涵,总结其叙事经验,以期为理解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理论参照,也为推动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落实提供实证支持。

    一、叙事范型:三重维度的中华民族表达

    文学叙事是作家通过故事讲述的方式呈现一定文学意义的创作手段,是叙述者与叙事张力之间的关系所指,其重要内容是采用什么样的叙事方式展示文学写作对象,不同的叙事方式蕴含着不同的叙事意义。少数民族文学与新中国一道成长,随着当代中国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记录、展示与表现中国当代社会是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书写内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新文学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多民族国家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具有“小民族大胸怀,小文章大关怀,小叙事大境界”的文学叙事特征。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是云南8个人口少数民族文学对当代中华历史、中华文化、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与中国风范的书写与表达,是用民族文学的艺术方式塑造当代中国形象的重要手段,是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方式和载体,对展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与统一性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从文学发生、发展及创作现象看,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主要呈现出中华历史叙事、中华文化叙事与边疆叙事三种叙事范型。

    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家政治意识与民族政策的推动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主要的写作与表达对象。以新民歌、小说、诗歌等形式展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气象与社会图景,用解放叙事表达了人口较少民族当家作家、用社会主义叙事表达人口较少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用“直过”叙事表达人口较少民族“一步跨千年”的生活景象,这是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历史叙事。“民族复兴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关键叙事,指向的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构建。”新中国成立后,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获得了解放,结束了奴隶制、封建制的统治,告别了被压怕、被奴役与被驱使的悲苦历史,和其他民族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经过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民族政策实施等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人口较少民族逐渐步入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中有6个民族是“直过”民族,这6个民族在新中国建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造与变革,直接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特殊的民族历史与民族境遇在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均有鲜明的呈现,成为中华历史叙事的主要内容。“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获得超越性,以中国叙事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为人类文明发展树立典范。”独龙族新民歌《像蜜蜂一样甜》《独龙人世代跟着毛主席》《幸福万年长》《独龙人心上的蓝图》等,真情实感地叙说着中国共产党把独龙族从万恶的旧社会中拯救出来,热情洋溢地表达了独龙族人民喜乐无比的欢乐心情和过上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生活,深情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领袖的恩情,同时也表达了独龙族人民紧跟共产党、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决心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同与对国家的归属,中国共产党的蓝图就是独龙族人民的蓝图。“如果说,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文学服务于政治的主张,是少数民族作家产生国家认同的外在压力,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地位的变化,就是他们产生国家认同的内在动力。”布朗族小说《南丽赶街》,用质朴、纯真的语言叙写主人公南丽到街上羞涩地贩卖土特产的故事,表现了布朗族从原始的以物换物的历史过渡到现代商品经济时代,说明布朗族地区逐渐出现了现代经济,这是典型的“直过”叙事。德昂族散文《崩龙族泼水节散记》,叙述德昂族传统节日泼水节,表现德昂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关怀下过上了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民族凝聚力与中华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基诺族诗歌《旗帜》中,诗人鲜明表达了旗帜是力量、纪律与精神,是人们奋斗前进的动力,作品深情地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向前的伟大事迹及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展现了基诺族人们的美好生活图景,体现了基诺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高度认同。“这些作家的创作并没有受制于什么政治观念和政治口号,而是在民族新生活的激发和影响下进行的自觉创作,是创作主体在客观生活感召下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倾吐和宣泄。”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在较长时间内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

    中华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出光辉灿烂和异彩纷呈的文化,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叙事的主要内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异质性存在,使其对宇宙人生现象的体认,包括对文学叙事形式的处理,采取了各具特色的视角和思路,从而丰富了人类对人生、文化文学的本质、意义、法则的认识方式和认知层次。”云南人口较少民族虽地处祖国西南边疆、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社会历史演进与国家整体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与周边其他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稳固的民族关系,这是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叙事所呈现的民族文学图景,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通过民族族源叙事表达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各民族同源共生的民族关系、通过民族融合叙事表达人口较少民族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演进、通过民族文化叙事表达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各民族的交流互鉴,这是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化叙事。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十分丰富,在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作中,常常运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叙事类型表达中华各民族同源共生的历史关系;在小说、诗歌和散文创作中,重点书写8个人口较少民族在民族历史记忆、民族文化传统、民族节日、民间技艺、地方性知识、民族婚姻等文化系统中的交流交融现象。“人口较少民族在现代性意义上已非单一的孤立的群体存在,而是与其他民族共处于一个功能性的民族结构体系之内。”景颇族诗歌《景颇人》中的“昆仑山”“身上流着氐羌人的血”“华夏人的歌”等体现了景颇先祖来源于“华夏”,生动叙述了景颇族的起源、发展与迁徙和中华历史演进之间的深刻联系,表达了景颇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怒族小说《相约在雪山驿道》,叙述赶马哥阿古(怒族)和运输妹斯琴妞(傈僳族)相识相爱的悲欢离合、扣人心弦的生死恋歌,这是一则朴实美好的爱情故事,通过民族通婚展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民族关系。普米族诗歌《火塘边的歌》《祭祖节——与祖辈的心灵对话》中的火塘、古老的调子象征着普米族悠久的历史与悲壮的民族迁徙史,歌颂了普米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勇毅、坚韧、勤劳的民族性格,表达了诗人对族群历史的追忆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举。阿昌族诗歌《蹬起来,窝罗》、布朗族散文《放歌北回归线》、德昂族散文《崩龙族泼水节散记》等热情洋溢地叙写各民族传统节日,记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生动体现民族节日是多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大团结大联欢,充分展现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和各民族团结共建共戍祖国边疆的美好图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你中有我与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属性与民族关系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具有表现国家、民族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文学功能。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通过家族叙事体现人口较少民族的家国情怀与家国同构、通过村落叙事体现民族村寨变迁与时代共振、通过边地叙事体现边地书写与国家在场的关系、通过跨境叙事体现跨国民族对中华民族与国家的认同,这是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边疆叙事。中国幅员辽阔、地域类型多样,在不同的区域生活着不同的民族群体,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生活在祖国的西南边陲,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开发祖国的边疆、共同守卫祖国的边境安宁、共同维护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同时也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发展实惠,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通过家族叙事、村落叙事、边地叙事、跨国叙事生动再现云南边疆与国家的深层次互动。“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边疆地域叙事具备了这个鲜明特征。阿昌族散文《我那遥远的独龙江》,描写独龙江美丽的自然风光,热情歌颂独龙江两岸民族团结、守边卫国、建设边疆、军民情深的动人图景,表达边疆人民对祖国给予的长期支援与关心的由衷感谢,是典型的国家在场的边疆叙事。独龙族散文《山高水远》一文中,把独龙族的社会变迁、作者的发展成长与祖国的宏大历史糅合在一起,包括中缅勘定边界、中缅总理在边界会谈、支援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参加国庆游行等,表达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深深感激,“任凭山高水远,阻不断共产党的深恩厚情”是典型的国家叙事视野下的民族发展与个人成长故事。布朗族诗歌《喜讯飞遍村村寨寨》,叙说在改革开放后,布朗山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达布朗族人民紧跟国家发展步伐,表现各民族团结融合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美好图景。德昂族散文《再走黑山门》,是一则边境叙事性作品,主要通过回忆战争画面叙写黑山门的历史,缅怀为抗战胜利而牺牲的将士,深情表达对守卫祖国边疆安宁而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们的崇敬之情。景颇族小说《早乐东》《护宋河边》等采用跨境叙事的方式再现中缅边境的重大历史与重要事件,主要塑造了英勇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民族英雄早乐东,同时歌颂景颇族人民热爱祖国、保卫国家的英勇斗争的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体现边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认同。

    二、叙事意涵:文学叙事与共同体建构

    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政治意识与民族政策的直接推动下建构的新兴学科,少数民族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属性紧密相关,政治性、民族性与文学性是其三大基本属性。少数民族文学用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和审美意识表达对国家的憧憬,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家、社会与作家的共同构建中不断发展,这是少数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叙事的内在驱动。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是指新中国建立至今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所创作的文学内容,以新民歌、散文、小说和诗歌为主要表现形式。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偏居中国西南边疆一隅,其中,6个民族是“直过”民族、6个民族是跨国民族,民族的独特性与多元性造就了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富含多重性特征是其基本样貌。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当代文学编织与描绘出中国文学的边疆地图,扩延了中国当代文学版图,增添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多义性。“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发生发展彰显了中华文化丰富多元和包容博大的内涵特质。”从文学作品的社会实效与传播意义看,社会主义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体现、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推进与落实是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意涵。

    新中国成立后,创建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新型民族制度,通过土地改革、经济变革、文化重建等措施,民族地区和新中国其他区域一道走上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少数民族地区崭新的社会历史。新中国的建立对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不仅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与被驱使的长期悲苦历史,并逐步过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美好生活,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充满了对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新生中国与人民民主政权刚刚建立,国内外敌对势力不甘心放弃旧有制度和既得利益,不断伺机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需要包括人口较少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的衷心拥护与鼎力支持。因此,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与社会功能,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新中国的国家形象、社会主义的新型制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何种语言的少数民族文学事实上都加入到书写‘中国’文学形象的系统中来,同一与差异正是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化文学一体多面的因素,尽管后者的意义与复杂关系一度被掩盖与掩饰。”独龙族新民歌《独龙桥》《四化事业》《铺上彩霞般的独龙毯》、怒族新民歌《想见毛主席》《颂恩人》、普米族新民歌《各族人民把家当》《小伙子怕当不上兵》《社会主义乐无比》等热情赞颂党的民族政策,表达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领袖,就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少数民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幸福生活,用文学形象与文学意识体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同和对国家的归属,这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形象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基诺族散文《茶情》,叙说以茶为中介,基诺族山寨与其他民族、与祖国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茶是基诺族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识茶、种茶、品茶成为认识基诺族人们的最直接方式,生动展现新中国建立后基诺族逐渐融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景象,这对社会主义新中国边疆的巩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布朗族小说《谁家的公鸡在打鸣》《见证》,通过村寨叙事,展示布朗族山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乡巨变图景,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表达对新中国的坚定拥护,这对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较强的导引作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华各民族在历史的征程中不断融汇形成的民族发展格局,是中华民族呈现出的基本形态。“多元”体现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民族的多样性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属性,也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基本民族特点;“一体”表达由各民族组建并不断融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与最终旨归,是中华民族的内蕴与本质特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各民族经过长期互动之后,在民族间频繁而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主要的逻辑起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不能脱离这一现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不例外。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不仅书写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与传统,更多的作品展现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互动关系,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以边疆民族特质反映、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阿昌族诗歌《太阳之恋》(组诗),诗人深情地追溯阿昌族的历史与民族渊源,整部诗充满对祖先遮帕麻与遮咪麻的追忆,歌颂祖先的自我牺牲精神,再现边地民族与其他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融中共建祖国边疆的历史图景。布朗族散文《布朗族赋》,向读者娓娓道来布朗族的历史、传统、文化与艺术等,歌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族政策的支持下,布朗族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作为“直过”民族的布朗族的社会变迁,再次深刻体现边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融通关系。“他们的创作全面见证了自己民族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化,记录时代革新中族群的生活变迁和心灵碰撞,抒写新时期民族经济与文化呈现的新面貌,尽情弘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多重价值,体现出崭新的时代精神。”德昂族小说《达古达楞格来标新说》,用历史叙事的方式重新追忆德昂族祖先达楞和亚楞开创族群生活的艰难历程,作品中的坚韧不拔、奋斗不息、人生如茶等精神和品质是人口较少民族在开发与建设国家边疆的历史中形成的,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融通一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独龙族散文《歌从三江并流来》,深情地展示独龙江地区在国家的大力援助下发生的巨大变化,颂扬独龙族人们坚定守卫祖国边疆的戍边情怀,用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员,通过“直过叙事”、地域叙事、边疆民族叙事与中华民族叙事,用文学故事与文学意义再次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

    中华民族文学史观是在文学史观与民族史观基础上提炼整合的新型民族文学史观,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观照中华文学而提出的当代文学史观念,一经提出,立即在文学界尤其是在民族文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经过十几年的文学实践,中华民族文学史观对推动中华文学共同体的构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落实各民族共建共创中华文学的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重新认识民族文学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立场之一就是客观、科学与公正地看待各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中的地位、功能、表现与文学事实。”新世纪以来,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新时期生长的基础上得到了快速发展,8个人口较少民族均有了本民族的代表性作家与作品,很多作品曾获全国各类文学奖项,也集结出版了各民族的文学作品选,包括小说、散文与诗歌,普米族诗歌、德昂族诗歌、景颇族小说、布朗族散文等在中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一系列文学实践与文学成绩进一步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版图,增添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图景,是真实、立体与多样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用边疆民族文学特质塑造的众多民族形象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是当代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的重要窗口,是全面推进与落实中华民族文学史观鲜活的不可替代的样本。“人口较少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对其文学的关注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真实呈现,有利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最终落实。”普米族散文《梦幻家园》,描写泸沽湖美丽的自然之景与摩梭人自古以来的传统阿夏婚姻,及女性在族群中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梦幻家园”中有天边的女儿国、当喇嘛的爷爷、适合发呆的涑河、殉情等内容,构筑了一个梦幻般的诗意家园,这是边疆作家书写的边地风景与民族传统,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异彩斑斓。阿昌族小说《流亡家族》、独龙族小说《孟恰》、景颇族小说《异国卖碗》、景颇族散文《到密支那跳目瑙》是典型的跨境叙事,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中有6个是跨境民族,跨境叙事是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创作样式,跨境文学交流对加强云南边境的安定和谐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对推进中国当代文学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互鉴具有正向的实践价值,凸显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独特意义。

    三、叙事经验:三重互动与融通

    新时期以来,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内部生长机制与外部牵引机制的推动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就,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繁荣边疆民族文化、维护边疆民族团结与推进中华文化共同体建构产生了积极作用,是真实、立体与多样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是当代中华民族叙事的重要范型。“地域辽阔,文化多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区域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区域文学中的审美要素、文化源流及表现方式,是发育和积淀中国叙事经验的重要基础。”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建构新中国形象、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与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等叙事中,整体呈现出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的互动、民间叙事与中华文化叙事的统一、边疆民族叙事与中华民族叙事的融通等经验,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典型案例。

    新中国建立后,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民族一道逐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成为国家主人,享有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权利,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援助下,8个少数民族的社会面貌得到了历史性变革,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渐进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个人命运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发展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也在国家的大发展潮流中得到更深刻更广泛的变革,商品经济逐渐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教育不断普及、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族村寨一改往日贫穷、落后的样貌。跨入新世纪,在国家颁布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等一系列帮扶政策及新时代不断推进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后,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贫,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一起步入小康生活。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作中,较为鲜明地呈现出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的互动,在国家发展的宏大视阈下揭示民族个体生活、生存与命运,在民族个体的境遇中映射出国家整体发展样态。“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内容大都反映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表达真诚质朴的民族情谊,歌颂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的互动是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民族个体的情状与国家整体的发展紧密相连是社会主义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叙事的主要创作方式,凸显了国家属性与人民主体性特征。景颇族小说《诺仁》,讲述主人公诺仁克服重重困难,改变景颇山寨落后贫困的面貌,表现当代景颇族青年的积极进取与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展现新时期以来南方少数民族农村变革这一伟大的社会趋势及其对景颇山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独龙族小说《解除娃娃亲》,叙述独龙族两兄弟等待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焦虑生活,体现国家对独龙族教育的长期支援,深情表达边疆民族对党和国家的坚定拥护。怒族小说《幺叔公》,通过讲述“幺叔公”的个人成长经历与奋斗史,赞扬老一辈怒族人民的家国情怀,礼赞边疆民族保家卫国和巩固国防的历史事迹。基诺族散文《一片桃李满山红》,叙说基诺山寨的生存史,把基诺族村寨传统生活与国家社会发展变迁统一起来,以国家在场叙写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变化,边疆民族与其他民族一起踏着共同富裕的步伐前进。

    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在历史发展的征程中长期处于有语言无文字时代(景颇族文字迄今也仅有一百多年),历史传递与文化传承主要依靠各民族的口耳相传,8个人口较少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发达的口头传统,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等成为民族民间文学的主要样式,而这些民间口头传统为人口较少民族当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民间叙事的主要凭借。“与民间口头文化传统的‘源’与‘流’关系,决定了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审美表征具有典型的民间性特征。”中华文化是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所有民族文化的统称,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程中,逐渐形成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形态。民间是中华文化主要和重要的文化发生与文化相融空间,民间叙事是中华文化叙事的主要类型,体现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特征。中华文化叙事是民间叙事的转型升级,是宏大意义上的民间叙事。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常常呈现出民间叙事与中华文化叙事的统一,借用民族民间口头传统、地方性知识等书写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弘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布朗族小说《仙山仙与丙山魂》《黑龙小伙与白凤女郎》《长鼻子象仙下云州》等,通过讲述神话故事、借用民间传说展现布朗族的民间传统与地名的由来,讴歌人类的真挚美好爱情,展现边疆民族民间文化的交融。阿昌族散文《阿昌的火把》,深情叙说边地阿昌族的迁徙历史,重点抒写火把在阿昌族社会历史及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功能与象征意义,对阿昌火把的消逝感到无比的痛心,深情表达对民族历史的追忆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铸。普米族散文《用诗证明》,叙说普米族的历史与传统,诗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诗人用朴素的情感与现代诗句表达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鲜明体现普米族文化精神与中华文化精神的相通一体,是典型的民间叙事与中华文化叙事相统一的民族文学诗篇。怒族小说《神医》,通过边地风景叙事、村寨叙事与生态叙事讲述怒苏人“罗仁”学医行医的人生经历,在礼赞行医者人性美的同时展示中国西南边陲是多民族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栖息地,蕴意边地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的统称,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属性,代表着中国的整体利益与国家形象,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叙事的主要旨归。55个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族一起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祖国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祖国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祖国伟大的精神,各民族间早已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民族与国家、边疆民族与中华民族存在辩证统一的紧密关系。“各民族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社会主人的地位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联合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每一个人的自由,每一个人的发展都以整个中华民族的自由,中华民族的发展为前提。”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大多数民族居住在祖国边境,和其他民族共同守卫祖国西南边疆,特殊的地缘特点与崇高的国家使命决定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和国家及中华民族的密切关系。从文学创作对象与叙事方式观察,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表现边疆民族与国家形象、民族叙事与中华民族叙事方面呈现出较为统一的叙事规律,主要涵括国家叙事兼顾民族性与民族叙事从属国家性,即边疆民族叙事与中华民族叙事的融通。“一个民族作家,只要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自己民族的精神本质,那么他的作品就是跨民族、跨国界的,对于整个世界是有普遍意义的。”基诺族散文《走进攸乐同知》,叙述攸乐(基诺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疆域,作品用文学述史的方式佐证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事实,展现边疆少数民族具有高度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是融通民族叙事与中华民族叙事典型的民族文学范例。景颇族小说《村官来电》,通过边地村寨叙事,热情洋溢地赞颂少数民族干部面临村寨严重的毒品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大义凛然与担当精神,治理与守护边境村寨就是护卫国家安全,民族工作与国家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国家视阈下的民族文学叙事。怒族散文《潞江坝情思》,赞颂祖国边疆潞江坝的自然美景,歌颂远离家乡、远离城市的各族知识青年垦荒潞江坝、支援边疆建设的奋斗精神,是共和国建设的时代缩影;作品还对潞江与怒江的称谓进行了民族学考证,再次揭示当地傣族、怒族及其他民族的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事实,体现民族文学叙事的国家性特征。普米族散文《古渡情思》,叙说金沙江畔的古渡口是多民族聚居区,面对蕴藏丰富历史图景的古渡口,作家抒发了满腔的怀古之情,作品中追忆“五月渡沪”“革囊渡江”与红军长征等历史,古渡口是多民族交融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剪影。

    结语

    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政治意识与民族政策的推动下建构的新兴学科,因此,少数民族文学自身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表达国家意志、书写民族发展与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演进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传统。“少数民族文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国家、民族、社会交织在一起,它不仅是一种文学意识,更是一种社会意识、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少数民族文学表达民族情感、传播社会文化与书写国家主流意识是其主要内容。”经过70余年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已成为构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学科、国家学术、国家话语与国家知识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叙事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对推进中华文化共同体建构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以来,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经过40余年的发展,成绩斐然,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家与作品,成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极,是中国文学与中国故事的精彩展示,其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版图,是真实、立体与多样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呈现出特定的叙事范型、叙事意涵与叙事经验。通过解放叙事、社会主义叙事、“直过”叙事与援建叙事体现当代中华历史叙事,通过民族族源叙事、民族融合叙事与民族文化叙事体现当代中华文化叙事,通过家族叙事、村寨叙事、边地叙事与跨国叙事体现边疆地域叙事。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体现、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推进与落实具有十分鲜明而重要的时代意涵。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呈现出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的互动、民间叙事与中华文化叙事的统一、边疆民族叙事与中华民族叙事的融通等叙事经验,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典型范例。

    新时代的国家政治意识、社会历史境遇与民族发展现实为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语境。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少数民族文学表达及其叙事话语建构,少数民族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历史使命是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主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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