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天顺二年后，已固定在翰林院内培养的庶吉士，就有了未来阁臣的“储相”之称。关于它的研究，从较宏观宽泛的制度来源、发展历程扫描，到较深细周详、以计量统计和分析总结为特色的群体构成考察、升晋规律探究，从教习官、散馆授职、留馆因素等的考辨，到成系统的大型馆课专集研究，从人才选拔的政治培养作用，到其文学功能、文学流派（台阁体）的综合表现等等，文史学界已有了不少足资参鉴的优秀成果。本文则从吴中行文集中所留存的阁试、馆课作品出发，先讨论其庶吉士写作的基本特征和培养的身份目标，然后讨论其在实际的参政过程中所发生的身份偏转，最后深究发生身份偏转的内阁制度原因。本文试图转换庶吉士研究的视角和内容，积极利用别集中的庶吉士写作资料，将特殊的身份写作与身份实践相结合，以凸显群体研究和制度研究所难以体现的个人践履特色，增加庶吉士研究中的文学写作和文化身份维度。
一 “储相”：吴中行庶吉士写作的身份目标
吴中行（1540—1594），字子道，号复庵，南直武进人。隆庆五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万历五年，首辅张居正夺情视事，吴中行首劾之，引发了著名的弹劾张居正夺情的政治风波，被廷杖下狱削职。至张居正去世后的次年，万历十一年，方官复原职。后仅累官侍讲学士，即又被排斥还家，终身再未回返朝廷。《明史》有传。
其传世文集《赐馀堂集》卷三、卷四录存其考选庶吉士和在庶吉士培养期间的阁试、馆课之作。卷三总题为“阁试”，先文后诗，按时间顺序，依次收录辛未（隆庆五年，1571）六月初九日获得庶吉士馆选第十一名的《知人安民说》和《平古田奏捷》七言律诗，以及从辛未九月朔日至癸酉（万历元年，1573）三月望日共计13次的阁试诗文，并在文题后小字注明阁试时间和名次，诗题后小字注明诗体要求。卷四总题为“馆课”，亦先文后诗，但无时间和名次注明，总计15次。值得说明的是，被列入“馆课”的《历代名臣奏议序》和《望昭陵五律》，据其同馆庶吉士黄洪宪文集所载同题诗文，应该属于“阁试”，黄氏自注是第一名，而馆课是没有名次的，则当以黄氏为准。由此将此一文一诗调整列入“阁试”类，则吴中行的阁试、馆课的总次数都是14次。总计文29篇、诗32首。
参考与其同期培养的29名庶吉士和一甲进士前三名的情况，则发现有别集留存并载录相关阁试、馆课诗文的仅有5人，其他则要么别集不存，要么不见阁试、馆课诗文，缺失严重。且即使载录了阁试、馆课诗文的此5人别集，也存在篇数偏少和无阁试时间注明的缺陷，不如吴中行载录较为完整。赵用贤《松石斋集》录有庶吉士期间所作文9篇、诗1首，仅诗注“馆选第一”，但文无时间说明。黄洪宪《碧山学士集》录阁试文10篇、诗1首、馆课文6篇，诗有名次载录，但无时间注明。王祖嫡《师竹堂集》录有题注“阁试”但无时间说明的诗3首、文2篇。同馆状元张元忭文集所录较多，有阁试作品《郊庙祀典议》《越裳献雉赋》《二月闻漕舟已过洪入闸志喜》3篇，馆课作品《薛文清从祀议》《登第后寄亲友（友误为丈）》《虏王贡马恭上圣德无外诗（佚）》《赋得今日非昨日》《紫骝马》《庄皇帝梓宫发引挽诗十首》《读中秘书有述》《雪霁早朝》《南郊陪祀》《夏至院中斋居有述》10题19首诗，共13题22篇。同馆探花邓以讃《邓定宇先生文集》《邓文洁公佚稿》合计有11首阁试、馆课之作，但原集未注明。由此可见吴中行文集在载录阁试名次、时间和诗文合录等方面的重要性，具有研究庶吉士在馆写作的“样本”价值。
而从写作培养的身份目标言，庶吉士的追求就是成为其阁师和馆师所教导的阁臣，成为在最高的政治场域中陪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身边，去掌握和操控国家命运的内阁中人。也即，成为历史传统中所说的宰相，就是身在翰林院的庶吉士的远大前程和光荣梦想。为此，他们在庶吉士阶段的读书、阅世和写作中，所贯彻凸显的就不是世间一般文人所张扬的个性和文学特色，而是属于未来政治上层群体的政务练达能力、君臣调燮能力和文学侍从能力。而文学侍从能力又是通过实用性极强的公文和具有歌颂讽谏功能的诗赋来呈现。下面即以吴中行为例，看庶吉士的在馆写作对于上述这些能力、意识的培养和训练。
首先，庶吉士有鲜明的“帝臣王佐”意识，也即明代的阁臣身份意识。这在吴中行富于自我言志特色的诗文中有充分体现。一是开馆第一次阁试《述志论》中，即清晰表达了他要超越传统的三不朽论，做一个“肩钜任重，济艰应变”，国家仰赖，像上三代的“皋夔稷契，周召毕散，帝之臣，王之佐”。二是馆课《登第后寄亲友》诗，言其志向为：“雨露栽培岂无意，庙廊梁栋须吾侪。当年树立丈夫事，轩冕荣华亦倘来。策名报国自兹始，愿矢忠贞献天子。勉旃不敢负生平，登膴跻华何足齿。”表示要不辜负国家栽培，勇做“庙廊栋梁”和大丈夫，不只在功名富贵上追求。一诗一文，表现其对“赞元化，奏肤功”“致君德于尧舜，跻世运于昌明”的阁臣追求。对此，其同馆王祖嫡亦言：“谁云材大难为用，留取清朝作栋梁。”
其次，庶吉士有突出的明君贤臣意识和对于皇帝的讽谏意识，这亦是对未来的君臣调燮即“辅德”能力的一种预先培养。在馆课《历代名臣奏议序》中，吴中行提出了臣职与君责的配合问题：“紬绎敷陈，言之可行者，臣之职也；采择施行，从之若流者，君之责也。有都俞之旨，而后有弼直之忠；有启沃之询，而后有朝夕之诲。不然，虽鸣凤批龙，绝裾折槛，奚补于君，而亦何有于臣哉？”由此，其阁试《进献大宝箴（效柏梁体）》对君德提出了要求：“忧勤恭俭君之方，于逸于淫德乃荒。危明防豫何能忘，惟愆则匡美则将。”在阁试《本朝立国规模纲目何如论》中，他又希望当今皇上要法祖鉴今。此次他获得了第一名，可见深得阁臣赞赏，以为能得臣体。与此相似，在一些颂圣、鸣盛和悯农的诗中，吴中行也会本着纯正的儒臣本分，不时向上传达轻微的讽谏调子。前者如极富政治象征意味的《赋得日在中》“未昃应先虑，当盈欲善持。愿倾葵藿赤，永永奉皇禧”，希望皇帝有预警意识；后者如表现祥瑞符号的《春雪》“长安应有号寒者，谁轸民艰达圣朝”，希望皇帝能注意天子脚下的啼饥号寒者。在此他所继承的，显然是杜甫、白居易等人开启的为官悯民传统。
再次，练达政务，锻炼培养时务处理和调燮能力，即“辅政”能力，这是成为处理军国重政的阁臣之核心素质和必备条件。通观吴中行在庶吉士期间所接受的时事能力培养训练，主要有对郊庙祀典的献策、东宫讲学要务的建议、历朝馆阁名臣的考评、薛瑄、王守仁的从祀建议、扭转士风的建言，以及属于未来阁臣、史官、讲臣等职能的进士题名记的草拟、实录著作《世宗肃皇帝实录》的进表、拟群臣谢表、《十三经注疏》的拟序、前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本末》的拟序、庆成宴致语的拟写和属于皇帝日讲官职能的《拟经筵讲章》等，这些都是庶吉士所要培养的时务处理和写作能力。其中，《辛未进士题名记》以预设的主持考试的阁臣身份，对新进辛未科进士即他本人所在的进士群体，提出“夫士之进也，必重乎其始”的观点，要求“植根砥行，由积斯崇，建伐竖勋，历试乃著”，警告不能沉溺于文词枝叶，当然就更不能蒙昧士人本分，去“膴媚辞说，包伏奸谖，以游徼荣利”，做出让题名刻石蒙羞的“士之敝”之事。这次阁试让他获得了第二名。
最后，是作为文学侍从的颂圣鸣盛意识和各种政务性诗文的娴熟写作能力，即“辅文”能力。尽管受到传统“三不朽”观念尤其是未来阁臣身份意识的制约，包括吴中行在内的庶吉士对于从事文艺写作总体上是持压制和贬抑的态度，但同时作为纪录时代大事的史官和为皇帝代言的文学侍从，他们又必须承担起歌颂皇帝圣明和时代美好的重任，此为自《诗经》雅颂体制和汉唐宫廷写作以来即兴盛不衰的“鸣盛情结”，已是一条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台阁写作路线此，吴中行等人自觉地接过了台阁前辈“鸣盛”的火炬，写作歌颂万历皇帝登基的阁试作品《飞龙在天颂》，并在夏日斋居之时言：“幸际升平何以颂，还期作赋献汾阴。”歌颂皇帝祭祀的精诚和时代的兴盛。
综上可见，庶吉士在培养目标和培养内容上确实是偏向于造就道德性、政务性和文学性兼综的内阁大臣能力，是“辅德”“辅政”“辅文”三个层次能力的先后实现：
一在辅德，则教之以正心修身以为感动之本，明体达用以为开导之资，如何潜格于其先，如何维持于其后，不可流于迂腐，不可扭于曲学。虽未可以言尽，然日日提斯，日日闻省，则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辅政，则教之以国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详，古今治乱安危必求其故，如何为安常处顺，如何为通变达权，如何以正官邪，如何以定国是。虽难事事预拟，亦必当有概于中也。于是乎教之以明解经书，发挥义理，以备进讲；教之以训迪播告之辞、简重庄严之体，以备代言；教之以错综事理、审究异同，以备纂修；而应制之诗文、程士之文艺，在其后焉。
强调以“辅德”为身心修养前提，以“辅政”为事务能力根基，以“辅文”为文学侍从能力展开——后面从“进讲”“代言”“纂修”到“应制诗文”“程士文艺”都可归入文学侍从能力的“辅文”层次——构成一个对传统“三不朽”的庶吉士培养程序演绎，体现了以“储相”为培养目标的制度设计。确实，包括庶吉士培养在内的“翰林院绝对不是一个纯学术的清谈馆”，“在这些日常事务中，翰林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为他们日后的入阁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庶吉士的文学教习，内容极为丰富，充分体现了朝廷对高级文官的培养目标，即一方面胜任知制诰、掌疏奏等经世职能，一方面发挥应制酬唱等文学侍从功用。”
二 “谏臣”：吴中行角色的现实偏转与自我形塑
如上所论，吴中行等人的庶吉士写作确实体现了顶层制度设计“储相”所需要的德性培养要求、政务练达能力和文学侍从特征，并不鼓励他们要如科道言官去激烈地批评朝政，去直谏。有之，亦仅是讽谏，温和委婉的建言和提出各种可行的措施。但凡事都有例外，之前成化初期的状元罗伦就激烈地批评了当时的内阁首辅李贤夺情视事，而吴中行继承了他，也带头上疏抨击于其有座师之谊的当朝首辅张居正夺情视事。以门生弹劾亲厚座师，以下属弹劾直管上司，严重破坏了在台阁内部“传衣钵”的惯例，故为时代所瞩目。而作为弹劾者的翰林官员的政治角色偏转，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探讨价值。由“储相”到“谏臣”，从所学与所行合一而言，是发用；从庶吉士制度的培养内容和目标来说，则是偏转。
吴中行的家人和后世皆非常重视对于吴的“谏臣”形象的塑造和定位。其最先被编成的《赐馀堂集》虽寥寥四卷，但开卷第一篇就是万历五年十月十八日所上著名的打响了弹劾张居正夺情第一枪的《植纲常疏》，其挚友、心学家管志道称为《植纲常第一疏》，“触权相江陵，杖阙下几毙，削籍凡五稔”，突出的就是吴中行敢为天下先，为纲常伦理和朝廷正义鼓呼的果勇谏臣形象。其亲兄吴可行亦将其与中唐著名政治家、奏疏文作家陆贽相提并论，以为都是“天植其忠荩之心，而授以匡济之略”。到《四库全书总目》，即给了吴中行一个气节鲠直之士的历史定位：“中行以鲠直称，词章不甚著于世。集中《植纲常》《正朝廷》二疏，气节凛然，又不以词章论矣。”
而推之吴可行在庶吉士期间的诗文创作，又可以发现其谏臣形象乃是其来有自，有着深厚的理性认识和人格培养基础。除前述对于皇帝的箴规讽谏和对于弼直之臣的一般性肯定赞扬外，吴中行还有三个方面可以看作是在为弹劾张居正做思想铺垫和伦理准备。或者说后来的弹劾张居正，就是他庶吉士时期的思想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发露和实现。
一是万历元年二月的阁试《忠清仁辨》，吴中行对忠、清、仁作了历史人物的总体举例品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极力反对和批判的最后一个等次所举例的伍子胥和介子推，认为他们不仅不是忠清，反而是“忠清之贼而为仁之害”。其潜台词是他们会混淆严格的忠、清界限，可见其强烈的忠君尽孝的纲常思想。
二是在一次关于明代历朝馆阁名臣考议的馆课中，他最欣赏的不是那些入阁办事的大阁臣和首辅，而是没有入阁的状元却以弹劾首辅李贤夺情闻名的罗伦，且前后两次言之：“李文达公贤，恭庄端重，练达政务，得君未有如文达者。海内皆奔走匍匐以干恩泽，独立正言，仅见一罗伦耳，而终不免于窜谪也，何哉？……罗文毅公伦，昌言正色，直节高风，顺逆险夷，不渝不沮，非有特禀之资，素定之学弗能也，惜乎年不逮而业未竟也。”说明不畏权势、独立正言、拥有直节高风的罗伦，才是他最心仪崇拜的政治榜样。
第三，吴中行有很强的德行践履意识，主张言行内外合一，将理学的心性完善和纯正的道德操守落实到人生和政治实践中。他不止一次地批判过当时晚明社会盛行的伪道学现象，批判他们只会空谈圣贤心性，却在实际行动中依附权势，贪慕富贵，肮脏卑劣。在发明朱熹《玉山讲义》的馆课中，他特意揭示朱熹的真实用意是行胜于言：“笃行实体，禔身饬躬。”这种重践履的特征，之后还一直保持到后来还朝讨论薛瑄、王守仁等人从祀孔庙的奏疏中，指出“发明圣学”“践履笃实”，对于学者而言“诚不可偏举而独遗”。由此可见，吴中行确实是一位强调言行一致的理学学者，实践了对于罗伦的欣赏和追慕。
再从吴中行第一个深思熟虑、义勇上疏弹劾张居正，并于第二天万历五年十月十九日寅刻（凌晨三点到五点）写信告诉家兄可行起，至其万历二十三年左右动笔为自己的馆阁文集《珥笔草》作序时，即不断地通过各种诗文样式来回忆重写那个对他来说惊心动魄、气象万千的“弹张”经历和高峰体验。确实，像弹劾李贤的罗伦一样地弹劾更为强悍嚣张的当朝“师相”张居正，是吴中行一辈子的心结，似乎他的前半生尤其是近三年的庶吉士培养是为此而准备，而他的后半生又在是为此而展开落实，形成了多维度的谏臣形象塑造。
首先，他有极强的要做罗伦第二、重扶世间纲常的政治角色意识。在万马齐喑之际，他要为“万古之纲常所系，四方之观听攸关”，发出振聋发聩、力挽狂澜的一呼。此意在《植纲常疏》里虽未明言，但在其上疏第二日《寄家大兄》的第一书中就明言：“顷者世道陵夷，人心陷溺，纲常伦理，几于灭绝。公卿持禄而附和，台省畏罪而承望，且连名具疏留之。极丑，极丑！当斯时，弟恨无罗公者出也。……当李文达时，以今较之，更有甚难者。弟之不若罗文毅，亦安敢自负于名贤前哲哉！”罗公、罗文毅皆指罗伦。在时无罗伦之时，他就做当代罗伦，且以为“义所宜为，时不可失，一切死生利害悉置之。至于官爵，则视为浮沤，弃如敝履矣。遂有敷陈，不复忌讳”，可见其思考之成熟和效法之坚定。且被弹劾的张居正本人，亦视吴中行想做罗伦第二：“师相之怒甚盛，对人云：‘他不过要成名，做一个罗一峰耳。’”一峰，乃罗伦之号。
其次，他有很强的首倡意识和自觉的谏臣意识。除《寄家大兄》第一书说自己“首发其端”外，还在万历二十三年的《珥笔草序》中，为自己一生中两次重要的上疏行动做了定调，宣称他既“首倡”了万历五年冬维护“父子之伦”的弹张事件，又首倡了万历十四年春维护“君臣之纪”的弹劾阁臣许国事件。并强调这是他从年少读书时就深根厚植的直谏情结，虽遭受“惊魂”“销骨”体验，被罢官免职，仍至死靡悔。他引“引裾请剑”的辛毗和朱云为楷模，自是说他夙有做勇直谏臣的壮志，可以为“一疏而首甘鼎镬”。至于他说两疏当时针对的只是宰辅而非君主，一方面固是实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解公开刊行奏疏所带来的标榜自己、彰显君过的舆论压力，而其苦心营造正直谏臣形象的意图，则可谓由始至终，耿耿不已。
再次，他有及时纪录自我英勇壮举的自觉意识，并注意从多个群体的反应来形塑自己的勇毅君子形象：维护纲常，正气凛然，心志坚定，从容慷慨。为此，他主要通过连续四天与亲大兄吴可行的四通书信，在十月十八日上疏之后待罪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和经历残酷杖刑的第五天，及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受的群体气氛和所经历的杖刑体验等传达给远在老家的亲人，是其本人亲手记录的第一手弹张资料。为突出这种紧张、压抑、惊险、危机四伏、万众瞩目打探、消息瞬刻万变，而自己又是掀开这一场政治风暴大幕的第一个核心人物的现场感，吴中行这四封书信又具有如下四个书写特征：
1.交待写信的时间特别细致。第一信和第三信都细化到当天的“寅刻”，第一信还交待写信的环境和情形是“寒冻之极，悉以涕泪濡笔墨，故草率如此”，第四信更说明是“中夜伏枕，口授亮儿代写上禀”，可见受创极重，已无力亲自书写。
2.重复用字，突出激动心情和紧张气氛。第一封用了重复的“极丑，极丑”两字，来形容他对“顷者世道陵夷，人心陷溺，纲常伦理几于灭绝，公卿持禄而附和，台省畏罪而承望，且连名具疏留之”的愤恨，符合他刚发出上疏的激烈情绪状态。第二封用重复的“危矣，危矣”二字，形容他所感到事情的凶险。第三封用重复的“嗟哉，嗟哉”两字，形容人们的感叹反应和自己“一人之生死奚足恤哉？败坏至此，如天理何？如国是何”的心理活动。
3.制造对立的群体效应。其所涉人群既有处于反面的，不顾世道人心和纲常伦理的“师相”张居正本人，“怒益甚”，还有趋炎附势，“连名具疏”请留张居正的“持禄而附和”的公卿和“畏罪而承望”的台省。而更多的，则是处于正面的，支持吴上疏维护纲常的各类群体：上疏后的第二天，有庶吉士同馆、翰林院同事检讨赵用贤接踵上疏，以实际行动支持；第三天，既有翰林院的顶头上司马自强、王锡爵，“正色直气，率同僚往恳”张居正，还有“扼腕痛心”的缙绅，“叹息惶惧”的朝士，“亦间悯怜”的啬夫走卒，四面继起的“批鳞履尾者”和下一步等待的“剀切捄援者”；经受杖刑的第四天，既有暗中“护持”的“阴阳”“神人”，也有“相率痛哭”的缙绅，以及“咨嗟，至填塞不能行”的“道路”围观感叹之人民。此外，还有几个群体也很重要：一是吴中行的家人，托付身后事的家兄，需要孝养的慈母，以及本应守护却要诀别的妻孥和已经可以代笔的儿子吴亮等；二是“稍稍闻之，但见摇手吐舌之状”的“中贵人”，即本来不为士人群体所看得上的宦官，连他们都同情吴中行，并担忧害怕；三是制造危险恐怖气氛的“飞骑四出”和“侦逐甚严”的“缇骑逻卒”等。
4.在上述三种方式综合运用中塑造自我的勇毅直臣形象。从第一封“触目”“慷慨”、“义举正气”的英勇勃发，第二封“事势愈艰，而心神益定，想当时解衣折槛，亦不过如此耳”之模仿古人的自我激励，到第三封“事势至是，更觉从容而慷慨”，可说达到了受杖刑之前人格勇气与理性思考结合的完美顶点，再到第四封受杖之时的“神气安定，意思从容，但痛楚殊不能胜，昏眩去数四，似梦非梦，耳中微闻若有神人语者。若非阴赐护持，安得甦醒”和受杖之后的“甚是好光景也，荣于轩冕多矣”的事后追叙和认识，就已经定格为一个上得神灵护佑，中得大臣力挺，下得士民同情拥戴的超人和英雄，非常值得，比作世俗的大官都还要荣耀！
最后，像古典山水绘画往往要反复皴染，吴中行还通过多首诗歌文本来纪录加强其青史留名的谏臣形象，并可与他的其他诗文对读，构成交互呼应的写作网络。
在被放出京的《潞河旅怀》七律组诗中，第一首开篇“倚市承恩我不如，春明门外贵游疏。新谣漫入词人咏，短疏宁劳史氏书”，即将自己的弹张壮举，定性为不肯“倚市承恩”，所以才得罪了上层“贵游”，但通过当代诗人的即时吟咏和翰林的持续上疏支持，他又自信得到了当时的民意赞同和未来的历史承认。与此一致，在《去妇词》中，他又化身为弃妇形象，将自己的含泪去国归结为不肯“娇冶为容”，至于“寄语闺中诸姊妹，好将膏沐事衾裯”，则有明显的讽世之意，而他是决然不改的。最为集中和典型的，还是他题写在妻子扇上的纪事诗《丁丑冬纪事书内子扇》，可说是上述《植纲常疏》《寄家大兄》四书和《祭武安王文》等的浓缩和呼应。该诗还特别叙写了其妻祈求神灵分担丈夫受杖刑痛苦的坚贞情形，又从更为柔软的夫妻角度，传达出一“殉臣节”、一“持妇道”的伦理指向。这正是作者力扶世间纲常、“欲障狂澜倒”的重要动力来源（其他还有父兄的教训等），也是其从九死一生的杖刑中活下来的精神来源。
三 “鸿沟”：直谏与阁臣之间的张力
本来，经历了较为严苛的庶吉士“相体”“相职”培养，也顺利留在翰林院做官的吴中行，凭借部门制度优势，是有较大机在未来成为阁臣，因为自明天顺以后即已基本形成了“庶吉士—翰林—内阁”的升进路线图：“吏部推补内阁员缺，非自翰林不得参与，是翰林者，内阁之阶梯也。翰林众职，例以每科进士及第并庶吉士之选留者充之，是庶吉士，又翰林之权舆也。”。但前提是吴中行要能循守翰林官员以文字为职的本分，尊重前辈和直管上司，不去攻击自己的座师、馆师和内阁大臣、首辅等。因为在天地间主要的纲常伦理结构中，君臣、父子之纲固然最为重要，而对其有教育拔举之恩的老师也非常重要，需要终生敬事。故以门生弟子身份弹劾座师兼阁老，不仅要背负巨大的现实舆论压力，并可能牺牲未来的远大前程。至于对君主，人们更是强调阁臣的讽谏格心与一般言官、大臣的正面直谏不同，是要讲究进谏的时机、方式和沉默密勿的艺术。擅长讽谏的申时行即曾对钱谦益言：“政有政体，阁有阁体。禁近之臣，职在密勿论思，委曲调剂，非可以悻悻建白，取名高而已也。”即使以刚直霸道著称的高拱，也称格君有术：“格心有根本，有功夫，有机括，有次第。不在谏诤上也，还不在言语上也，还不在形迹上。”“相业无迹，其格心处，君尚不知，人又孰得而知之？后人不在心上做，只务形迹；不在君德上做，只论事功，故相业鲜。”“致君以格心为本，格心以诚意为本。”动不动就露章弹劾，以攻击政敌为能事，以进退出处相诤谏，乃是不懂“相业”的一般官员行为。
落实到吴中行，对翰林职责，他本是心知肚明。就在谏阻张居正夺情的《植纲常疏》里，他不仅一开始就说作为翰林官员，没有言“政事所当兴革”的“官守”和“臣僚所当刺举”的“言责”，而且到结尾也说，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本分是“典在笔札，即为隐默，亦匪瘝旷”。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要为世间最为重要的父子伦常一呼，以为“昭是非，垂劝戒，亦史臣之职也。与其记述于简册以彰秽示惩，孰若披陈于君父之前，求今日无过举，俾后世无遗议也”，做了如他夙所愿望的“引裾请剑”的谏臣，率先上疏弹劾座师兼首辅张居正。而这之后的结果，也确实就此真的断绝了其本来可能的阁臣之路。尽管后来朝堂局势反转，张居正被清算，被廷杖削职为民的吴中行七年之后又回到了朝廷。但可惜其直臣的本性依然如故，又卷入了政治纷争，不久即不得不请辞还家，至死再没能回到风波险恶的政治场，又罔论遥远的黄扉阁臣梦呢？
由此可见，在庶吉士、翰林与阁臣之间，如果仅从制度培养目标和身份职责看，似乎像直线一样简单可达，顺向行驶即可。但其实在他们，尤其是在不守本分、要出位做谏臣的翰林与阁臣之间，却是一条旁逸斜出的不归路，最终成了高尚气节的谏臣，而非调和鼎鼐、谋划国家大事的阁臣。因为庶吉士和翰林院是一个“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有为”的高级人材培养重地。按钱穆先生的说法，就是“留在中央这几年，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积渐都了解。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定获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之大用。进士与翰林成为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要的是“安心”“静待”，而吴中行等人没能采取这一策略，所以失败了。
又从事实言，在明朝160多位到任的阁臣中，似乎没有一位是靠着刚勇的翰林谏臣形象起家的。而反过来看，明朝历史上那些以勇谏闻名的翰林，十之八九也没能成为阁臣。在吴中行之后的倪元璐，即曾将永乐至万历时期敢于“抗疏触权”的翰林官员做了一个通贯排列：“本朝名臣，如解缙、罗洪先、罗伦、舒芬、刘球、杨慎、章懋、赵贞吉、吴中行、赵用贤辈，非词臣耶？并抗疏触权，争光日月。若以言事为梯荣，彼数臣皆承贬窜，或至殒身。幸而昭明，又什九不登显位，多言之效，亦既可知已。金门冰局，本无气焰，徒以其不鸣不跃，坐致公卿，人所共歆。臣非不惜，即以衙门体例言之，升叙之事，悉禀中揆，是故辅臣者，词臣之司命也。臣欲求进，必求辅臣。”指出这些词臣虽然人品豪迈，可争光日月，但多言为祸，十九都没能成为阁臣。因为很简单，阁臣掌握了翰林晋升的咽喉，没有阁臣推荐，其手下翰林是难能越过的。其中只有解缙和赵贞吉有阁臣身份，但解缙时的内阁处于草创期，仅是备顾问、议论的五品文学侍从之臣，没多大实权；赵贞吉虽曾入阁，却只有短短一年，即被排挤出去。在吴中行之后继续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的沈思孝，也在吊吴文中愤懑地说：“假令子道旅进旅退，黙处朝廷，知白守黑，谓名实宾，自应骤登阿保，横被宠荣，备生人之至乐，享乔松之茂龄。今则官不过五品，年不及下寿，瘗贞幹于朽壤，摧远图于促漏。”强调要想成为人所艳羡的“阿保”，即常拥有保、傅、师等勋职的阁臣，就要在大的政治风波和政治倾轧到来时，沉默自保，埋没纲常和人品，才可能不让远大前途落空。这些虽是激愤之言，却也揭露了阁臣与谏臣之间，实有一条鸿沟割裂，难以兼容，甚至反对兼容。
结语
庶吉士是明代非常重要的人才选拔和培养制度，是一甲三名之外的进士成为翰林官员，进而成为阁臣和首辅的几乎唯一通道。庶吉士写作是明代台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观察政务能力和政治角色培养的重要作用。吴中行的庶吉士写作，在德行养成、政务处理和诗文写作上，具有典型的未来阁臣培养特征。但散馆之后顺利留在翰林院为官的吴中行，却没能直线前进做到阁臣，反而在万历五年冬拐了一个大弯，做了敢言的谏臣。依其自言和自我塑造，他是实现了庶吉士时期对于著名翰林谏臣罗伦的政治期待，做到了言行、内外合一，不虚此生。但从庶吉士的未来目标言，这又是明显的角色偏转。而我们也在成化初年的罗伦之后，再一次见识到了儒学的政治批判力量。在传统社会的人伦领域，儒学只要不放弃其批判现实的倾向，就有可能冲破固有的制度培养和角色期待，成为改变历史格局和个人目标的动力因素。
庶吉士（包括翰林）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单纯的历史制度层面和文学写作层面，还应该以长线、发展、变化的眼光，努力利用更为丰富的文献材料，从实际的政治作为和思想学术出发，作政治角色的塑造实践和人格、心态的变化调整研究，以凸显群体和制度研究所难以体现的个人践履特色，由此增加庶吉士研究中的文化身份完成维度。对此，本文算是一个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