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付祥喜，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联大学者”（二层次）。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中国文学史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
的学理内涵
付祥喜
原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26年第1期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是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形态特征、生成演变及整理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基本原则是求真、求全和适度。“求真”关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根本目标，“求全”关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范围指向，“适度”关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平衡机制，三者互为条件、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理内涵。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求真；求全；适度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是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形态特征、生成演变及整理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它既然称之为“学”，就不仅仅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更是理论性的。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成果，大多从实践性的角度着眼，探讨现代文学史料的产生、传播、搜集、整理、收藏、利用等方法与手段，而“目前看来，史料学建构最薄弱的地方在于理论的匮乏”，“理论研究的滞后，已成为制约现代文学史料学建构的瓶颈”。鉴于此，本文拟从理论性的角度着眼，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基本原则，即“求真”、“求全”和“适度”的学理内涵。史料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赖以取用的资料，它还有自身的逻辑和隐含的脉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自含阐释方式、自带研究方法。从学理内涵切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是期望以此强调，不但要发掘史料之间丰富的关联，还要使建立在多种史料集群基础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能够较为有效地避免在小范围、小题目之内自说自话乃至自我孤立，从而培育出能够形成深度对话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共同体。
一、“求真”：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根本目标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根本目标是追求现代文学史料的真实性。但是，此“真实”并非绝对的真实。这是因为，首先，从辩证法来看，“真”和“假”、“实”和“虚”是对立统一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任何事物可能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是“真”的、“实”的，在另一时空条件下则是“假”的、“虚”的，并且不同时空之间的过渡或变迁并非清晰明确、泾渭分明。其次，从认识论来看，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不能完全认识客观世界。就此而言，世界上的事物没有完全的“真”和“实”，也没有完全的“假”和“虚”，人们最终可以确切认知的仅仅是事物的真实程度。最后，从史料本身来看，也并不是纯粹客观的。法国“新史学”派历史学家认为：“资料本身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它不仅要经过史学家的选择，而且其本身也部分受产生它的时代和地点的制约，它是以往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既是为了说出‘史实’，也是为了把过去的形象强加于人。”中国学者也认为，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那一本本‘作品选’、‘研究资料’、‘史料选编’等等无不是依照预设意义搜集、选择、整理的，对资料重要性或者不重要性的确认受到搜集整理者预设目标的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史料整理成果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整理者的某种预设意义和评价尺度。因此，从学理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求真”，并不在于确认史料是“真”还是“假”、记录是“实”还是“虚”，而在于确认其真实程度。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对真实程度即“真实性”的追求，从两个维度展开：第一个是现代文学史料的可靠性，第二个是现代文学史料的真实性。二者往往被混为一谈，其实有着明显区别。史料的可靠性指的是史料来源和史料内容是否合理、可信，史料的真实性指的是史料反映史实的真实程度。
先说第一个维度。可靠性（reliability）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史料反映文学史信息的能力及可能性。影响史料可靠性的因素有：史料自身差异、史料研究者差异和史料研究方法差异。不同史料反映的文学史信息不同或不尽相同，即使同一史料在不同语境下反映的文学史信息也会有所差异。这就是史料存在可靠性差别的根源所在。据此，可以把现代文学史料的可靠性分为固有可靠性和使用可靠性。固有可靠性通过史料产生的过程来保证，在很大程度上受作者和编者的影响。而使用可靠性依赖于史料的使用环境，如史料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史料阐释的合理性等，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受使用者的影响。
由于现代文学史料的作者、编者和使用者，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史料与文学史原貌、文学史真相之间总会存在吻合程度的差别。即使“真”史料，也不能与文学史原貌、文学史真相完全吻合。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出自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原本的面貌，也很难知晓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他人的思想观念并做了改动。我们所能确定的是，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家原貌。因此，只能大致确认现代文学史料内容的“真”的程度，即可靠性。
从固有可靠性来看，史料来源是史料可靠性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直接影响史料来源的可靠性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史料记录者的立场、视野、道德品性、动机目的、所处时代局限，会影响史料的客观性、制约史料的全面性。因此，在不同记录者笔下，同一件事常有截然不同的讲述，这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即使费尽全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另一方面，史料存在形态会影响史料来源的可信度。在现代文学史料形态的可信度方面，谢泳的一个基本观点广为流传：“一般说来，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这个观点提到的现代文学史料形态尚不完整，我们不妨增订为：一般说来，初刊本初版本不如手稿，传记回忆录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书信，日记书信不如档案。需要指出，直接影响史料来源的可靠性的这两个方面并非绝对存在。即便作为档案的官方文学史料和以报刊为主要载体的民间文学史料，“可靠性和可信性也都是相对而言的，不可一概而论”。现代作家日记书信的可信度仅次于档案，但是如果充分考虑史料记录者的具体情况，则必须审查甚至质疑其可信度。有人考察胡适日记书信后指出：“无论是胡适日记书信的手稿（影印件）还是经整理的本子，的确存在种种问题，使人不能十分放心地当作准确可靠的传记资料引用。胡适如此，遑论他人。”即使史料来源比较可靠的手稿/原稿，也未必完整、如实反映作家的“真个性，真思想”，因其可能不完整或有矫情、曲笔、饰伪之处。例如，杜威在华演讲的英文原稿曾被认为片纸不存，以致学者常常引以为憾，学术界也普遍认为杜威英文原稿的缺失有碍于我们对杜威演讲原意的了解和理解。有人从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档案中新觅得杜威讲演原稿一份两页，经研究发现：“这些原稿本身对于我们理解杜威在华之旅以及他所做的各场演讲的所谓‘原义’，并无值得过高估量的价值。杜威的英文底稿充其量也只是‘笔记’的性质，其完成度相对偏低，而目前所见的中文记录稿，往往能保持较好的一致性，相关文本之间的互证足以让我们对杜威演讲的旨趣有充分把握。”由此可见，手稿/原稿的可信度并不是绝对的，有时候经过作者本人修改或他人记录整理的初刊本/初版本，反而更能反映作者原意。尽管著述式的胡适日记的可信度，不如流水账式的鲁迅日记，但是胡适成名之后的日记详细、全面，并且还粘贴大量剪报、照片，其包罗万象，极富史料价值，实非鲁迅日记所能及。
根据史料反映文学史信息的不同可靠程度，将史料分作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和次生资料（第二手资料）。这两类史料已为人们所熟悉并广泛使用，但仍需注意：一般来讲，原始资料反映主体事实，次生资料反映派生事实。“主体事实就是与史料内容相对应的历史活动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史料内容与它所表达的历史活动的基本目标完全一致的事实。”“所谓派生事实，就是史料所表达的与历史活动的主体内容有牵连的次要事实。”原始资料的主体事实是真实的，可作为直接证据，次生资料的派生事实未必真实，提供的是部分或侧面的文学史信息，只能作为佐证。比如，周作人所著《鲁迅的故家》提供了作者耳闻目睹的许多鲁迅早年生活方面主体事实，可视为鲁迅研究的原始资料；而鲁迅堂叔周冠五所写《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尽管对于了解鲁迅的生平、家世和理解鲁迅作品具有参考价值，但是所述大多为派生事实，只能归入次生资料。
再说第二个维度即史料真实性（truth）。史料之“真”和“伪”，具有相对性，真史料可能包含某种程度的虚假成分，伪史料也可能包含一定程度的真实成分。与古代文学史料相比较，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生成、保存、传播方式不同，具有公共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带有更加鲜明的“失真性”或“非真性”特征。现代作家手稿被视为“祖本”，有的学者专门探讨并高度认可中国现代作家手稿作为“祖本”的文学价值。然而，现代作家手稿经过了作家本人或他人抄写、修改，有的甚至反复涂抹、字迹潦草难辨，几乎无法恢复“原貌”。另外一些，比如现存的鲁迅手稿、茅盾手稿等，大多属于为交付发表而誊写的定稿，字迹工整，几乎没有修改痕迹，从中难觅作家行文运思的过程和情感态度的变化。更何况，保存下来的现代作家手稿毕竟只是少数，多数现代作家作品已经找不到手稿。从极端的意义上说，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甚至不存在原貌，至少不存在“完整、完全的原貌”。倘若我们像对待经、史、子、集等传统文献一样，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的目的定位于“复原”史料本体，那么，这恐怕是一个根本无法达到的“理想目标”，很可能最终只能确认一个“伪原本”，以讹传讹。我们应该从过去那种对文学史料“原本”的崇拜和追求当中摆脱出来。是时候明白，即使一部史书、一则史料中存在“失真”“非真”记载，也不宜因此弃之不用，依然需要审慎梳理、认真对待，从中选取可信的部分。真伪不过是史料的相对问题。诚如陈寅恪所说：“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尤其是在同时代史料存量不足的情况下，对遗存的伪史料、被修改的史料，更需要审慎看待。姑且不论伪史料反映的文学史信息，多少会有真实之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作伪的缘由、经过及其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可信的，那些被修改而失去原生形态的史料，也以特殊方式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思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是一笔值得审慎对待的文学遗产。
就史料真实性的判定而言，所谓“求真”只能是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形态之真，即追寻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生成、保存、传播的原生形态。同中国古代文学史料相比较，现代文学史料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生成、保存与传播，其突出的特点是它首先通过报刊等现代传媒，从作家写作的私人空间进入大众视野下的公共空间。现代报刊素有初刊、转载、再版的习惯，之后又编入各种文集全集，其间夹杂作家本人或他人（编辑、手民等）有意无意的改动。因此，绝大多数现存的现代文学史料都未能保全其原生形态，而是在史料文本生成之时或生成之后，由作者、记录者、编审者、誊抄者、排印者、校勘者、注释者或评点者等人，遵循一定的经验和规范“制作”而成。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现存的史料作为依据，不能轻信通过史料阐释就可以还原、重返历史现场，而应该辨别分析史料包含的“显性”和“隐性”的原初信息，以求尽可能体察、想象、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原生形态。
二、“求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范围指向
如果说“求真”探求的是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旨在辨析史料所载史实的可信程度、史料的真伪程度，解决的是史料的优劣问题，那么，接下来必将面对史料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把“求全”确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范围指向。“求全”与否与“求全”的程度成为评价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的重要指标。
“求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范围指向，同样成为该学科的基本原则。首先，“求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求真”的必然要求。对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而言，不怕史料繁杂、量多，就怕史料不足。面对繁杂、量多的史料，尚可去粗取精；如果相关记载是一片空白，便无处入手。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要“说话”，首先得有史料才行。因此，无论史料搜集整理还是史料保存、利用，都要求史料齐全。单个或一部分史料只能反映局部的、片面的史实，要获得整体的、尽量接近事实真相的认识，就必须掌握更多的相关史料。这一点，从概率学来讲亦是如此，即掌握的史料越多，认识就越深、越接近事实真相。其次，“求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的动力。压力即动力，“求全”给史料工作者带来压力，使其释放潜能、发挥能力。因为现代作家全集“求全”，才有现代文学辑佚；因为现代文学辑佚，才有现代作家全集的编纂及增订。由此形成现代作家全集编纂与作品辑佚之间的良性循环，而“求全”成为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的动力。没有“求全”驱动，现代文学史料学很难进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至今，正是由于几代史料工作者把“求全”作为基本要求、作为不断前行的动力，才有丰硕的史料整理成果。试想，自从1938年上海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以来，如果没有许广平、唐弢、刘运峰等人对鲁迅作品“求全”，哪可能有《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在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中，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求全”。以极端的态度看待“求全”是不可取的。现代作家全集如何编纂，近年来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一种意见是鉴于“全集不全”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认为不必较真于“全集之全”。1930年上海合成书店出版的《冰心女士全集 》、1973年版《鲁迅全集》、1999年版《老舍全集》等故意“漏收”大量作品。“历时十余年才完成的浩大工程《郭沫若全集》，细细翻检, 其实并不齐全。其中不仅缺了译著、日记、书信等重要内容, 而且在一些重要事由上，还对郭沫若文献、史料作了相当的‘净化’”。另一种意见则相反，将“求全”视为不二法门，要求全集所收巨细无遗、一网打尽。平心而论，既然名为“全集”，自当力求完备，将作家的作品尽可能悉数编入。就此而言，要求全集“巨细无遗”“一网打尽”，无可厚非。但是，倘若因为“不全”“难全”就否定全集的价值乃至编纂必要性，甚至停止全集编纂，就无异于因噎废食了。退一步说，如果一定要等到作家的作品收集齐全才可以，那么，恐怕至今都不会有一部现代作家全集出版。
所以，应该正确理解和把握“求全”，其重要性是怎么估量也不过分的。这里提出两个“求全”原则供参考：
第一个原则是“全中求精”。史料研究工作包括史料搜集整理和史料阐释利用。对于史料搜集整理来讲，一般追求“贪多求全”、多多益善，要多渠道地尽量扩大搜集范围，争取“一网打尽”。对于史料阐释利用，却一般只需要可靠的史料。欲平衡二者，惟有“全中求精”。尽量扩大史料搜集范围，并不意味着非“全”不可, 并不意味着“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毫无选择地有文必录。“对于笔记、未刊稿等的处理原则，应该采取既开放而又谨慎的态度，力求做到全而‘适度’，齐而不滥。”“出版作家全集、文集、选集，应该把握好打捞与筛选、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在这方面，现代作家全集编纂已有不少先例。1931年上海新文化书局出版的《沫若全集》只收入作者的60篇作品；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也只有四卷，大量的书信和著作未被收入。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风编《废名集》，按照全集体例编纂，是迄今为止最能反映废名作品全貌的集子。但是，“《废名集》也有故意不收的，比如书信和《桥》的整部手稿等”。据说，不收书信的原因，是“书信收集情况极不理想，不到十封”。史料搜集整理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文学史的完整叙述，而文学史的完整叙述通过史料阐释利用来实现。必须考虑到，对于史料阐释利用而言，并不总是面对的史料越多、越全就越好。“史料越多，可以重现的相关联系的可能性越是复杂。不仅正确的指向可以证实，错误的联结有时居然可证。”退一步说，如果鲁迅研究一定等到所有鲁迅作品收集齐全才能动手，那么很可能直到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也是史料整理要有“去粗取精”过程的原因。何况，“现代文学散佚的作品大多不是名著、名篇而是肌芜之作，大多是作家的少作、病作、尝试之作或不愿入集之作”。学者陈平原、谢泳讲过这个意思：并不是所有的史料都值得打捞、有必要打捞出来。应该把有限的时间精力放到搜集整理更有价值的“精品”史料上。
第二个原则是“全中求新”。为方便研究，研究者将史料作新旧之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之“求全”，固然要追求旧史料之全，但更多的还是追求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保持史料的开放性，这与新史料的独特价值有关。陈寅恪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也。”严耕望的说法更具体：“新发现的史料极其难得，如果有得用，当然要尽量利用，因为新的史料大家还未使用过，你能接近它，最是幸运，运用新的史料可以很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利用新史料可以开展新的学术领域，启迪新的问题意识，提出新的学术研究议题。故而，“史家大多对新材料保持高度的敏感，不惜一切代价来挖掘和使用新材料”。事实上，多数时候“求全”主要表现在“不惜一切代价来挖掘和使用新材料”。只有如此，才可能实现史料齐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中，如何坚持“求全”原则，科学地处理“同名异文”“异名同文”等情况，无疑是难题。刘增杰以整理出版《师陀全集》的实践经验，指出“在师陀作品的校勘中，就出现了较传统校勘复杂的情形”，计有：“一是同名异文”，“即作品的篇名相同，而内容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篇文章”；“二是异名同文”，即标题不同，而正文相同；“三是作者署名相同而实际上是不同作者之文。”另有“作品体裁的互换”，即如师陀所言：“写出来的短篇小说有点像散文，散文又往往像短篇小说，没有一篇合乎规定的标准”，“既然没有一篇合乎规定的标准，我便把它们称为‘四不像’”。以至《说书人》《灯》《邮差先生》《老抓传》等短篇小说，被师陀当作散文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芦焚散文选集》。对于这些特殊作品，是为了“求全”而一概收入，还是为了“全中求精”，有选择地放弃？后者显然比较科学合理，即针对史料文本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办法。例如，不再把“被师陀当作散文的短篇小说”选入散文集，而是恢复其短篇小说身份。对于“同名异文”和“异名同文”的作品，以正文内容是否相同为依据，凡是正文内容相同或稍有差异的，不予收入，以免重复；反之，正文内容存在比较多不同之处，可视为独立篇什，予以收入。譬如“诗集《尝试集》1920年初版之时，卷首有一篇作者自序，不久之后这诗集再版，又增加了一篇再版自序。1921年《胡适文存》一集出版，作者将这两篇序言编入其中。《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一集，是两部独立的书，篇目上有一点重复也没有什么。在编印《胡适全集》的时候，似宜将《胡适文存》一集所收的这两篇序言抽去，作存目处理，注明文见第10卷《尝试集》就可以了；可是（《胡适全集》）没有这样做，两处都收了。……1922年3月他为《尝试集》四版写的自序，也重复收到《尝试集》(第10卷第43页)和《胡适文存》二集(第2卷第813页)中了。”对于“异名同文”即标题不同、内容相同的作品，仅需从中择优，同时以出校方式注明。“作者署名相同而实际上是不同作者之文”，处理起来看似简单。既然是“不同作者之文”，不予收入即可。问题在于：其一，中国现代作家不但普遍有名有号，多次改名，而且笔名众多。《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大辞典》收录了六千多名作者的四万多个笔名，平均每人近七个笔名。要鉴别出“实际上属于不同作者”，实非易事。其中，同名同姓的情况，辨别殊为不易。据说，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六个“达夫”、三个“艾青”、两个“柳青”。有人披露了几篇陈梦家早期作品，经笔者核对，这几篇诗文的作者“陈漫哉”并非原名“陈漫哉”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其二，常见因作者姓名字形相似而误收。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不少人将男作家林微音的作品误以为是女诗人林徽音的，以致林徽音气愤地改名林徽因。又如，“《胡适全集》第12卷收录的《宿命论者的屠格涅夫》一文的作者应为胡遹”。
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大多难以确定定本，普遍存在错综复杂的版本谱系。那么，我们面对同一文献史料有手稿本、抄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修订本等多种版本，是为了“求全”而一概收入，还是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中，如何处理同一文献史料的多种版本，的确颇为棘手。目前学界已就首选初刊本或初版本达成共识，但是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并非所有的初刊本或初版本都是善本；二是有的作家或作家亲属出于“悔其少作”等原因，不同意把某些初刊本/初版本收入文集。在此情形下，真实反映作家本意的初版本、再版本、修订本等亦非不可考虑。钱锺书的《围城》，便公认以1980年10月由作者修订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为定本。
作家本人所作的改编本，要不要收入呢？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求全”原则，“如果改编本与原作之间差别大，则应将改编本视为具有独立著作权的新作，与原作一起分别加以整理”。鲁迅、景宋的《两地书》系依据两人通信改编而成，那么对于原信和《两地书》，就应该“视作具有独立著作权的新作”，酌情编入文集、全集。
还有一种“求全”情形，也应当引起重视。因全集不全、全集难全，即使全集也不能恢复作家作品全貌，但是恢复现代作家的某个单集或某个作品是有可能的。于赓虞的佚诗集《落花集》原为50首，经人不断辑佚，最终辑满诗人原计划的篇数，恢复了该诗集的历史原貌。穆时英的长篇小说《中国行进》，经过三十多年、几代学人努力追踪，最终基本复原整合。《李金发诗全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依据《食客与凶年》（北新书局1927年5月初版）收录《时之表现》一诗，共九节。据笔者核查，《时之表现》一诗初刊1925年8月24日出版的《语丝》第41期，实际上有10节。由此，坊间流布的该诗得以恢复全貌。
鉴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求全”需要注意上述种种情形，我们应该改变把史料视为“死物”的观念。“‘史料’不是固定的、死的、摆在那里的，需要发现，赋予意义，给予‘编排’，因而是有生命的，生长、变化或消亡的。”大多数史料都是“活”的，始终处于生成、编审、刊印、传播、阅读的流动过程中。无论史料正文本还是副文本，虽有一定时期的文本凝定，但长远来看一直不断变化，呈现“文无定本”现象。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求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要将史料置于生成与变异的历史过程之中，细致考察不同异本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求全”、避免漏收，才能更全面、深入地搜集整理史料、阐释利用史料，也才能更充分地激活史料内含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方法与手段，“全中求精”“全中求新”，既对现代文学史料“去粗存精”，从而建立可靠的权威文本，也积极扩大搜寻范围，发掘新史料。惟有双管齐下，才能拓展现代文学史料学“求全”这一根本目标应有的方法论意义与学理深度。
三、“适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动态平衡机制
在具体的史料工作中，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求真”原则与“求全”原则的实施，都需要践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在“求真”过程中，现代文学史料的“真”和“假”、“实”和“虚”对立统一、相互转化。“求全”也需要处理好“全中求精”和“全中求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了有效调适“求真”原则与“求全”原则，需要从方法论意义上引入“适度”原则。作为一种学术活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必须把握好“度”，过犹不及。不但要谨防漏收、错收、滥收史料，也要对错误解读、过度阐释史料保持警惕。我们可以在“适度”的前提下，取得“求真”与“求全”之间的动态平衡。由此，“适度”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动态平衡机制。从根源上讲，“适度”的动态平衡机制，是由史料二重性决定的。“求真”的理论依据，在于史料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体。“求全”的理论依据，则是史料对于史实既具有建构性也有颠覆性。从根本上讲，“求真”就是通过“适度”原则来达到史料客观性（“真”和“实”）和主观性（“假”和“虚”）之间的平衡，以便“全中求精”；“求全”就是通过“适度”原则来调适史料的建构性和颠覆性，最终取得“全中求新”的平衡。
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如何确切把握“适度”原则？可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个是程度合适，即把握好史料整理程度和史料阐释利用程度。所谓“整理程度”，即根据史料与史实的相似度来判断其真伪，根据史料保留原本的文献信息的程度来判断其虚实。“阐释利用程度”则是，一方面要“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不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史料直接当作历史本身。史料要成为可信的证据，既要求史料的“求全”必须“程度合适”，也要求史料阐释利用的“求真”必须“程度合适”，也就是要“适度”。1992年出版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诗歌编》，把何其芳1942年2月17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叹息三章》中的《给G・L同志》和《给T・L同志》强行拼凑为一首诗，不仅遮蔽了《叹息三章》情感的真实性，也造成了该诗版本混乱。如此过度整理，十分要不得。有人编纂《老舍全集》时为了“求全”，竟然删去老舍散文《文人——致李同愈》的正标题《文人》，以“致李同愈”为题收入《老舍全集》“书信卷”。与此类似的还有“书信卷”所收1933年的《致友人书》、1938年的《致女友××》、1946年的《三函“良友”》等老舍以书信形式写的散文。无论《老舍全集》编者擅自删改原作标题，还是改变原作文体形态，都是过度整理的表现。至于史料阐释利用过程中的“过度阐释”现象，在急功近利的不良学风之下，可谓屡见不鲜。有人从法律角度解读鲁迅的《阿Ｑ正传》，认为“有好几则涉及鲁迅创作动机中含有法律意识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阿Ｑ正传》的后四章所写的阿Ｑ的冤案过程与结局，跟鲁迅的主观创作意识或动机是完全一致的。”“（《阿Ｑ正传》）前四章写的是民法问题，后四章写的是刑法问题。”史料阐释需要发挥主观创造性，就此来说，从法律角度解读鲁迅的《阿Ｑ正传》，这种创新意识值得肯定。但是史料阐释也具有客观制约性，必须依据史料做出“程度合适”的阐发，不能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地认定《阿Ｑ正传》写的是当代中国才有的“民法问题”“刑法问题”。
第二个是适用，即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求全”必须着眼于适用。现代作家全集到什么程度才算全？这是至今仍困扰很多学者的问题。一味“求全”容易造成重复，浪费学术资源。有人注意到一种现象：“研究者无意中在从事无效劳动或重复劳动，公布的所谓‘集外文’或‘佚文’，有的早已收入作家生前自己编的集子，有的早已收入作家的文集、全集、书信集或年谱，有的早已被其他研究者发现并公布。”这种“求全”可谓无效，殊为可惜。一味“求全”，还容易导致刻意追求新史料，以至出现令人担忧的追捧新史料现象。有人严厉批评21世纪以来迷信“秘密史料”的现象，认为对“新材料”的过分追捧导致当下的学风出现了问题，容易将学术引向邪路，甚至死胡同，阻碍学术的健康发展。他的提醒值得引起重视。必须处理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求全”与“求新”之间的关系。这就有必要引进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动态平衡机制，以“适用”来平衡“求全”与“求新”。
具体来讲，首先要树立“史家既要重视常见书和普通史料，也要注意发掘和利用新史料”的观念。我们应该对所有史料保持开放的态度。既不因为旧史料的习见而熟视无睹，也不因为新史料存在某些缺陷和不足就否定它，而是新旧史料结合，予以综合性的整理和利用。关于这一点，前辈史家已有精辟之言，足资参考。傅斯年说：“必于旧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裘锡圭也主张：“决不能轻视新资料，忽略新资料，一定要新旧结合，而且要尽力结合好。”
其次，一旦“求全”之下，新史料和旧史料发生冲突，就必须做出选择或有所偏重，此时须以适用与否作为遴选标准。“从根本上说，材料无所谓新旧，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如何利用”。史料之新旧是相对的，就此可以说，史料“求全”或者说史料的尽量扩充，建立在新旧史料的相互转换之上。旧史料在发现之初，也曾被视为新史料；今日之新史料，可能在明日变成旧史料。新史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史料的新与旧不能从发现的时间先后来判定，而是看其是否能够解决文学研究问题，否则，不管史料是新还是旧、其来源如何，都不能成为有价值的史料，都不能成为“求全”的理由。
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求全”，更需要把握“适度”原则，既要程度合适，也要讲求适用。洪子诚说：“在大量资讯扑面而来的时代，也不是材料越多就越好，越有‘科学性’和‘客观性’。需要记住，也需要忘却；史料工作不只是发掘、回收，也需要汰除、掩埋。”不论对史料做出“发掘、回收”处理，还是“汰除、掩埋”，都以“适度”为原则，都要以是否满足现代文学研究需求为宗旨。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用“适度”来平衡“求真”与“求全”原则，构成动态平衡机制。也就是说，“求真”、“求全”、“适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能否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得到实现，取决于三者构成的动态平衡机制。这种以“适度”为价值标准的动态平衡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客观性。此动态平衡机制的客观性，首先表现在构成要素是客观的，即现代文学史料具有客观物质性；其次表现在构成形式的客观性，即“求真”、“求全”、“适度”之间的关系具有客观现实性；最后表现在其功能的客观性，即具有物质使用意义的功能，能够满足某种现实需求。可见，这种动平衡机制的存在和运行都不取决于史料研究者的主观意志。
其二，普遍性。此动态平衡机制的普遍性，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它普遍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领域。在某些方面动态平衡机制是自发的，盲目地起作用；有些方面则是在史料研究者参与下，有计划、有目的地起作用。我们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适度”平衡机制，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其动态平衡机制，使之具有最佳功能。第二个层面是“适度”标准普遍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领域。史料整理需要适度，并非任何史料都值得打捞，并非任何史实都值得钩沉，并非任何史料都可以删改，并非任何史料都有必要校注。史料阐释利用也需要适度，过度阐释、强制阐释和“以论代史”都不可取。
其三，可调性。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动态平衡机制的可调性以其客观性、普遍性为基础，三者之间是统一的。在尊重动态平衡机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基础上，史料研究者可以根据特定的目的和要求调整动态平衡机制。以“求全”原则为例。在“求全”驱动下，容易走上极端，片面求新、求全、求备。在此情形之下，需要借助动态平衡机制，根据实际情况来调适史料搜集整理的“求全”，“有所为，有所不为”。譬如《鲁迅全集》要不要收入《两地书》，至今仍存在争议，鲁迅后人甚至因《鲁迅全集》收入《两地书》而控告出版社侵权。这一公案的关键点，在于《两地书》是不是合作作品。其实，“一九三三年四月初版”的《两地书》，著作者之下署名有两个作者即“鲁迅、景宋”，版权页的印花上还盖着“广平”的印章。鉴于《两地书》初版本将许广平标注为第二作者，属于合作作品，那么应当据此调适《鲁迅全集》的“求全”原则，不宜笼统收入该书。
坚持“求真”原则也需要动态平衡机制予以调适。列宁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常见存在着反映同一事实、现象的互相矛盾或相互差异的史料。在此类史料中做出鉴别、选择，必须确认其真伪和可信度。于是，史料利用者面对的往往是这样的问题：哪些史料更接近事实真相，哪些史料更有资格证实论点？史料研究固然求真，但是“在历史研究中，给出一幅让人认为可接受的（acceptable）、说得通的 （plausible）或者‘对（right）’的图景，远非只是该图景中所包含的史料都无可挑剔地为‘真（true）’就能做到的”。“史家在选取和利用史料构筑历史图景时的均衡感和分寸感”，也很重要，它们“正是古今中外的史学大师身上最为人称道和折服之处”。即使可信度很高的现代作家日记书信，在臧否人物、指陈态度、表露情感时也难免有所隐瞒、讳言。需要我们遵循动态平衡机制，把握“均衡感和分寸感”，将同一作家日记和书信互参，获知事实真相。1930年冯友兰将其《中国哲学史讲义》寄赠胡适请教，胡适在3月20日回信称“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话说得委婉客气，后文虽提出商榷意见，却无不满之言。但是在1950年1月5日、1955年1月24日的日记里，胡适严厉批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称该书“实在太糟了”、“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凭借“均衡感和分寸感”，不难断定，胡适在日记里的评价，才是他阅读冯书的真实感受。
结 论
虽然人们常说“发现史料”“发掘史料”，但是就学理内涵而言，现代文学史料学既需要史料发掘，也需要经过探索研究总结或找到前人没有认识的史料研究方法和原则，揭示一般规律。因此，现代文学史料学是“发掘之学”，也是“发现”之学，却不是对史料予以创新的“发明之学”。现代文学史料学就是总结和指导现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它的三个基本原则即“求真”、“求全”和“适度”，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深刻的学理内涵。“求真”关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根本目标，强调现代文学史料的可信程度和史料的真伪。“求全”关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范围指向，须以“全中求精”和“全中求新”为实践原则。“求全”以“求真”为前提，不可为了史料之全面，收入虚假史料；“求真”也需要建立在“求全”基础上，先要广泛搜寻史料，然后才有鉴别真伪。当二者发生冲突时，需要“适度”从中斡旋。“适度”关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动态平衡机制，借以制约、调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求真”和“求全”，力求在追寻史料真实性的同时，充分保证史料整理程度合适、阐释“适度”。综合、灵活运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求真”、“求全”和“适度”的基本原则，就可以解决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遇到的许多困惑和问题，就可以激活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学史料，使它们焕发出旺盛持久的生命力，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文本见证和可靠的研究资料。
